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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十力先生曾撫摸這世界,但並沒有抓住它

文化 歷史 張居正 熊十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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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居正(編按:湖廣江陵人,諡文忠),是1949年之後朝野關注的明代權臣,至今市面上熱銷的相關圖書也很多。與港臺風氣頗不相同。
因為早在1950年,熊十力即寫過《與友人論張江陵》。可見當時已有不少人想推舉張居正做新時代政治的旗號。
熊先生是近代思想界重量級人物,港臺新儒家學派多由他開啟。但他1949年寫的《韓非子評論》、1950年的《與友人論張江陵》、1951年的《與友人論六經》、1954年的《原儒》,熊氏在港臺的門人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等都不能接受。或斥為倡狂縱恣、武斷荒謬、瘋狂;或說這是時局所限,有所激而然。
這是個有趣的對比,我們試著從其中看出點意思來。

明亡之徵,兆於萬曆。萬曆在位四十八年,張居正主導前半場,其相業為明代所僅有,而功罪如何,是研究晚明歷史問題的關鍵,褒貶也最紛雜。
明自胡惟庸事後,不設丞相,事歸部院,內閣也只是皇帝的秘書處,張居正則公然以宰相自處。此顯然與明代政治傳統不合,且涉及相權與皇權相爭抗的問題。神宗早期受張居正教導,後來親證,卻因討厭居正之專權而形成反彈。是第一個值得爭論的焦點。
居正專政,故壓抑監察權。其後因自己父親死了卻不肯辭職回家守喪(史稱奪情)的事,不恤與言路為仇。導致死後言官的報復,差點遭到剖棺戮屍。而言官抗激的結果,又弄得萬曆後期之政只有朋黨而無政府,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,這局面,也是張居正造成的。
居正生時,權勢獨尊,但批評者迄未間斷。且自明開國以來兩百多年,從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事,而首劾張居正的劉台,即是他在隆慶五年所收的進士。後來攻擊他奪情的吳中行、趙用賢,也都是他的門生。
以他生時負謗、死後受禍之酷來說,到底是他在位時父母的怨所致,還是因為他的政治措施違背了土大夫利益團體,專門「庇佑貧苦小民」使然?他是個明於治國而昧於治身的人呢,還是擅長以恩怨權勢相傾軋的人?
明代宦官專擅,雖始於成祖,但到嘉靖隆慶之間,閹權畢竟還有節制。張居正當國,聯結馮保以排擠高拱、結好太后,閹勢乃愈張。這對明之亡,有沒有影響呢?
這些都是史家聚訟所在。《明史稿》敘張居正事,即多詆毀,《明史》才削去了一些譏謗語。整個神宗朝,沒有人稱道張居正。熹宗天啟二年,才復原官、予祭葬,發還張家房產。思宗崇禎二年並追還二蔭及誥命,十三年又追復其子官爵,這顯示歷史的論斷有了轉變,時人與後世評價並不一致。
到現代,朱東潤寫《張居正大傳》、熊十力寫《論張江陵》,更是備至推崇。到底誰見事較真、聞見較切而評鷲較審呢?

熊十力論張居正,出之以一種「爭辯」的態度。
辯護集中於以下四點:
(一)張氏非法家,乃以儒為宗本,兼採佛道與法,而成一家之學。
(二)其為政任事,是以佛教大雄無畏,粉碎虛空之精神,轉成儒家經世。
(三)張氏是以法令裁抑統治階層,庇佑天下貧民的政治家,近乎社會主義。
(四)漢代以來政風,不外賄賂與姑息,張氏力矯此弊,故不能不武健嚴酷,以急公去私。
依此,他的結論是:「江陵學術與事功,皆二千餘年來罕見,而向無留意及之者。……江陵見詆於中國社會,是中國所以衰也。」他的對陣對我們,能不能成立?

先說張居正的歷史地位。張居正得罪名教、毀書院、與理學家的關係惡劣,是明末清初諸大儒不稱道他的原因,熊十力徒傷張居正之見詆,而不知王顧諸大儒批評他的緣故,不僅因張氏有法家嫌疑。
即使是江陵所謂相業,在黃宗羲看,也根本是荒謬的,《明夷待訪錄》:「或謂後之入閣辦事,無宰相之名,有宰相之實也。曰:不然。入閣辦事者,職在批答,猶開府之書記也,其事既輕,而批答之意,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,可謂有其實乎?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,今之宮奴也。」(《原相》)
居正恰好碰到主上幼小的機會,故可以大權獨秉,不必經宮奴內授旨意。但體制上的原因,使他仍不得不結交內監馮保,以為奧援。
馮保甚橫恣,《明史》載北郊郊祭時,馮甚至傳呼直入,北面拈香。而主持建涿州二橋、承恩寺、海會寺、東嶽廟、慈壽寺、萬壽寺等,居正也都各撰有碑文。馮保引用門客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入宮,代閱章奏、擬詔旨,居正不能斥逐之,乃竟命僕人游七與徐爵結為兄弟,以資聯絡,又使游七入貲為官。這些,都是遭人攻擊的事。
熊氏論史,徒憾世人之不能推美張居正,卻對這些歷史情境缺乏理解,甚或有意漠視;只知張居正學術事功有價值,不知推擊張居正者亦自有其價值。這恐怕不是很好的歷史批評態度。
以他所「考辨」的四項重點來說,或許也有過愛居正之處,考而失真。如說張居正改革了秦漢以來賄賂與姑息的政風,就頗有偏差。
張居正有沒有賄賂馮保,暫不論。但後來查抄馮保家產時,得金銀一百餘萬、珠寶無數,是怎麼來的?此即需居正的縱容。受賄必須給人好處,好處又得從張居正手裡去取,此即需張之配合。馮保要在故鄉深州建坊,居正即吩咐保定巡撫孫丕揚代建,其配合或即類此。至於張居正自己及家人貪污,更是有憑有據的事。熊十力顯然並沒有注意到這些。
他論張江陵,大抵只是就張氏文集中鉤稽索隱,而未參考時人議論及歷史情境,做成綜合的論斷。猶如聽訟者,偏聽張氏一人供詞,當然不盡可靠。
而且,他忘了張居正是政治家,政治語言是特殊的一套辭令,本來就得仔細甄別,不能驟然採信。
例如張居正跟遼王朱憲煒的恩怨,張居正祖父張遼據說是遼王弄死的;但嘉靖三十三年他告籍回縣三年,遼王卻是他最親暱的友人,集中酬唱之作甚多,皆稱揚備至。但後來攻遼王,據遼王次妃王氏說,即是張居正公報私仇的把戲。遼王被廢后,張居正又將遼王府據為己有。我們如果只看《張文忠公全集》,看不到這些鬥爭的實況。
又如他與嚴嵩的關係。不僅集中有許多文章是代嚴嵩作的;嚴嵩七十歲,他也有詩三十韻為賀,以「神功歸寂若,晚節更怡然」為頌。這些文字,應該都只能視為官場周旋語。
除了應酬周旋之外,為政者又常是口是心非,睜眼說瞎話。此即張居正自己所說:「至於轉旋之機,未免有跡非心是之判。士大夫責望素深,或不能盡如其意,然亦不暇顧矣。」
而這就有很大的問題。以奪情起復一事來看,熊十力認為在政治場合中不妨有權變。卻不知江陵之奪情,所以大干物議者有三:
一、父母人不肯退,而搞了許多權變的花樣。如先堅請守制,等皇帝詔令奪情之後,即堅不回籍丁憂,且提出了各種解釋,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,後來更是借閏察之名報復要他丁憂的人,或「唆台省劾之,以昏耄,勒令致仕」。
二、違背當時倫理觀念。張居正原先還說「臣父既沒,理必奔喪」,後來則根本以守製為「宋人腐語」,這當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。
對第一點,熊氏以為無傷大雅;第二點,熊氏又說「孝之道不一,能為天下捍大患者當不失為孝子」,所以也不要緊。但當時攻擊張居正奪情事的另一個原因,乃是不合法。
明英宗正統十二年令,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,不許保奏奪情起復。其後唯有景帝景泰四年五月大學士王文丁憂,九月起復;憲宗成化二年三月首輔李賢丁憂,五月起復。此皆丁憂而後起復。
張居正不同,他鑽了一個法律漏洞,發明了「辭俸守制」的名詞:不去官,即不必起復;不領俸祿,即不算奪情。
這對他所提倡的法治,實為一大諷刺。難怪其門人吳中行抨擊他:「即云起復有故事,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,祖宗之制何如也!」
熊十力只看到張居正一套辭俸守制的理論,竟以為「江陵辭俸守制,為親為國,恩義兩全」,並罵旁人批評他乃是受了兩千年專制之毒。未免考證粗疏、過於偏袒了。
且江陵之敗,熊十力全部諉責於時代、社會、世儒及既得利益的統治階層,似亦過當。當時許多人都指出剛騺、忮刻、玩弄權術、排擠異己是張居正的致命傷。故人人都承認他的政績,卻人人都不喜歡他。熊十力忽略了這些問題,大讚他「以佛家大雄無畏,粉碎虛空,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,拔出生死海,如斯出世精神,轉成儒家經世精神」。有點可笑。
文化 歷史 張居正 熊十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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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熊十力為什麼要如此替張居正捧場呢?
這是在替新政府出謀劃策呀,先生!
熊十力強調張居正的政法,主要在尊主與庇民。他說:所謂尊主,「尊主之義,乃在宰相獨裁,近於虛君共和」。所謂庇民,是指秦以後的中國社會,可分為統治與平民兩階層。統治者,包括皇帝王公大臣貴族及縉紳士大夫;勞動貧苦大眾則如農民工人等。「明法以庇民,鋤豪強之巨凶,佑勤苦之大眾。」
熊氏迷信法治,不知法之苛察往往使得老百姓生活更苦,而所謂庇民,更常把縉紳士大夫及中產階級視為本來就有罪,應予鋤治。
主張獨裁,更是不可思議。他推崇張居正「以雄才、善應,漸取政權,毅然鎮壓朝野群昏」。又相信這種鎮壓與獨裁,可以只表現在行政方面,至於立法,則以遵循民意為主。這就不能不說他不懂政治了。
專制政體之被人詬病者,主要是在:
(一)權力的集中,即顧炎武所說:「一兵之籍、一財之源、一地之守,皆人主自為之。」
(二)法網的嚴密,所謂「內外上下,一事之小、一罪之微,皆先有法以待之」(日知錄.法制)。
據阿倫特(Hannah Arendt)的觀察,專制獨裁是最平等的政體,在一人專制獨裁的統治下,所有的人都受此獨裁壓迫,因此每個人都是平等的,都同樣沒有任何權力,而政權的權威,則來自赤裸裸的武力(暴力懲罰)。獨裁者本身的權力卻毫無限制。對這樣的獨裁者,她曾引柏拉圖的語彙:人形之狼(Wolf in human shape )來形容。
熊十力卻似乎被狼獨行曠野的意象所吸引,沉醉於那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圖像,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,使天地戰栗 如同發了瘧疾,並刮起涼風颯颯的,颯颯颯的,一種過癮」(紀弦詩)的美感之中,熱烈歌頌張居正大權獨攬及守法以待民。
但他基本上又是痛恨兩千年來專制獨裁政體之害者,因此他將帝王獨裁跟宰相獨裁做了一個區分,痛詆前者而謳讚後者。
然而,獨裁就是獨裁,不管誰來獨裁都一樣。歷史上宰相擅權,皆無好結果。如王安石、蔡京、秦檜、韓佗胄、史彌遠、賈似道,無不以「雄才、善應,漸取政權,毅然鎮壓朝野群昏」為事。因其地位及權力來源,與民主國家的內閣總理完全不同,遂使其結果必然如此。
特別是法源的問題,君王獨裁,一切法僅是要人服從的統治法,宰相獨裁也一樣. 我們只能要求君王或宰相主動守法,遵循大多數人民的公益與意願來立法。但權不在民,如何「或舉或罷,悉依民意」?
在一個視朝野為群昏的鎮壓心態下,是否還有民意?宰相既已獨裁,怎麼可能「居相位久,猶須考績,以定去留」?
宰相獨裁的困境,跟帝王獨裁殊無二致,不可能「獨裁必若江陵,而後無病」。因為這就跟期待聖王一樣,縱使獨裁如江陵而可以無病,「是所謂盲龜,浮木孔,千載而一遇者,豈可望凡為宰相者皆效江陵乎?」
熊十力是力倡民主的,但講民主為什麼講成這麼個奇怪的結論呢?這可能是因為他對民主的理解有點問題。
例如他相信宰相獨裁好而帝王獨裁不好,是由於他認為:「宰相必出自與民間共疾苦之人,是真能代表天下貧苦民眾者,以此等宰相操政權,大有民主意味」;又用民本觀念去解釋民主,說:「行政大權,操於宰相。其言法貴宜民,則法之不本於民眾公意者,人主固不得以私意制定也。」他以為這就是原本《春秋》的民主思想,非商韓諸法家的霸王主義,只以人主行極權。
然若只是法貴宜民,法家何嘗不講?《管子.君臣篇上》:「先王善與民為一體。與民為一體,則是以國守國,以民守民」;《慎子.威德篇》:「立天子以為天下,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;立國君以為國,非立國以為君也」;「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,非以利一人也」,都有替天下謀公益的精神。
但是政治主權不在民,掌握政治權力而能有效行使其權力意志者在君不在民,即成為「獨權者,神聖之所資也;獨明者,天下之利器也;獨斷者,微密之營壘也。此三者,聖人之所則也」(管子.霸言),「權者,君之所獨制也」,「權制獨斷於君則威」 (商君書.修權)。
這種獨裁獨夫之政,是因其位而來的;與在位者是否出自民間,可說毫無關係。

熊十力之所以提出這樣怪異的獨裁民主主義,並非居心不良,而是與他學術有關的。
公羊學家對太平世界的理想,既然是「群龍無首」、蕩平一切階級,自然會以平等為宗趣。以西方思潮來說,這便趨於社會主義。晚清最典型的例子,是譚嗣同、廖平、康有為。梁啟超曾說康「先生之哲學,社會主義派哲學也」,一點也不錯。熊十力的思想,正是這一脈絡下的產物,特別是康有為對他影響極大。
他從不肯稱讚康氏,但由他的著作中可以發現,康氏的書沒有一本他沒看過。他既順著康的思路在走,卻又處處以康的說法為超越之物件。
其說大體為:《春秋》特詳外王,而根源在《易》;《春秋》變一之謂元,即大《易》乾元始物義。然《春秋》及其他經傳,都遭後儒篡亂,以附會帝制,只有「三世」是孔子大義;而《易》先天而天弗違,後天而奉天時之大用,即寓三世之義。
這三世,是孔子立定改造世界的大計劃,旨在消滅階級,不許有君主、貴族統治天下庶民,成為民主社會。至於制度,俱詳《周禮》,其原理在於「均」與「聯」。均即平均平等,聯即互助。
《讀經示要》《與友人論張江陵》《與友人論六經》《原儒》,翻來覆去,千言萬語,宗旨不外乎此。
如《讀經示要》卷一總括群經言治九義,說應以「誠恕均平為經」「終之以群龍無首」;《與友人論張江陵》說:「江陵之法治主義,在乎夷階級、去豪強,將使天下之人人,各安其業、各遂其生,無有貴賤親疏,一切受治於法,一律平等」,「儒者言群龍無首,是萬物平等義」;《與友人論六經》說:「春秋張三世,其由升平進而太平也,則有群龍無首,平等一味,各得其所之盛」等。
由這個觀點出發,他才會反帝(帝制及帝國主義),批判統治階層,認同群龍無首的虛君共和與民主,倡言社會主義。
《與友人論張江陵》謂:「江陵承孔門之遺教,而欲實行其所懷抱之社會主義」,《原儒》卷上說許行「不許有勞心勞力及治人冶於人之分,誠哉社會主義之開山也」,《與友人論六經》說:「周官一經,堪與大易春秋並稱員輿上三大寶物,實行社會主義,猶須參證此經」「孔子明其所志曰:老者安之,少者懷之。明是社會主義」。
推其極,亦可言共產黨,如《韓非子評論》及《讀經示要》卷三說井田制就是集體農場,《原儒》說大同即是建立人類共同生活之規制的社會云云。
正因他一貫主張社會主義、土地財產公有、嚴法以待民,所以他對新政權的態度頗存樂觀。說:「共和初建,抗美援朝,政府勵精圖治,天下向風」。
而且,他對張居正的推崇,也投射到毛的身上,認為:「毛公思想,固深得馬列主義之精粹,而於中國固有之學術思想,似亦不能謂其無關係。以餘所知,其遙契於《周官經》者似不少。」
當然,熊先生也特別指出張居正「見地上根本錯誤」者,在於壓制思想之自由。卷頭增語云:「學術思想,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,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、獨立創造之風氣。否則學術思想錮蔽,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?江陵身殁、法毀,可見改制而不興學校之教,新政終無基也。毛公恢宏舊學,主張『評判接受』,足糾江陵之失矣!」
項莊舞劍,用心至為明顯。書中論江陵學術治績之前,先批評他欲剷除周代文制的偏見,亦是如此。說:「毀人性、毀學術、錮思想、蕩滅文物,禍極於呂政,集申商韓之大成,而乾坤幾乎熄矣。」
但微詞譬況,尚無效果,即不得不出之以直言。這就是幾個月以後寫的《與友人論六經》。
《與友人論六經》全文約七萬字,據說也是一封信:「春初晤友人,欲談六經。彼適煩冗,吾弗獲言。退而修函,知其鮮暇,亦不欲以繁辭相瀆。」此友為何如人,不難想見。
而結尾時又說:「今奉書左右,至希垂察,並懇代陳毛公賜覽,未知可否。書中所請,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與恢復內學院、智林圖書館、勉仁書院等辦法,懇代達政務院,是否有當,伏候明教。辱在相知,故敢相瀆。伯渠、必武、沫若諸先生,統希垂鑒。」
《與友人論張江陵》提到毛澤東評判接受之說,這本書即反覆說:
「願政府注意培育種子」
「今政府注重學習,於『讀法』亦相近,但於新知與古義,自宜融攝」
「文化方面,如學術思想,無曩時帝者愚民政策之毒,任其自由發展,盡有評判接受之益」
「所謂復興者,決非於舊學不辨短長,一切重演之謂。惟當秉毛公評判接受之明示,先從孔子六經清理本源。次則晚周諸子猶未絕者,或殘篇僅存及有片言碎義見於他籍者,皆當詳其本義,而後平章得失」……。
並建議:「惟評判一事,確不容易。政府必須規設中國哲學研究所。培養舊學人才。凡在研究機關工作之學者,只須對於新制度認識清楚,不得違反。而不必求其一致唯物。其有能在唯心論中發揮高深理趣,亦可任其流通。」
這都可見他曲折轉進以求伸揚民族文化的苦心。看來他並未「瘋狂」,仍在用他的經學向當局勸諫哩!
編按:1935年8月30日,中國哲學會成立,熊十力先生在《大公報》上發表《為哲學年會進一言》文,提出中國亟需一種新哲學
#文化  #歷史  #張居正  #熊十力 
分類:藝文

龔鵬程,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。 辦有大學、出版社、雜誌社、書院,並規劃城市建設、主題園區等。講學於世界各地,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。已出版論著150餘種,包括《文學與美學》《儒學新思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論》等。微信號:龚鹏程大学堂。微博:https://weibo.com/u/11015016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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