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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人就喜歡把興衰看遍

小說 歷史 野史 文化 史學

Photo by Fabrice Villard on Unsplash

談到中國小說,當然每個人各有喜愛、各自推崇,《紅樓夢》的讀者尤其狂熱。
但若說哪種小說中最具中國特色、最重要,那就非講史通俗演義莫屬。
為什麼?

一、符合民族性的講史

因為民族性!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及歷史感,原本就遠甚於歐洲印度。
而歷史的戲劇性又最甚,世事滄桑、朝代興亡,比任何編劇家編的戲都更動人心弦。中國人最愛對此憑吊咨嗟、發表議論(這幾天,國人對美國改朝換代的熱評、投入,即是眼前的例證)。
相較之下,古印度文明卻無歷史觀、無歷史意識,也無歷史著作。談起時間,輒言若干劫,要不就是電光石火一刹那,年時月日均不明確。談生命,輒言輪回流轉若干世,也不明白某事究竟在某世的某一年。
希臘文明,則是反歷史的(Untinistorical Tendency)。哲學家們不關心歷史,只關心永恒、探求本質,在教育中歷史亦無地位。
故這兩大文化體系在傳遞一種類似我們的歷史敘事及知識時,只能採用神話的方式。中國則反是。古代神話本來就不發達,就算有少數神話,亦迅速歷史化,蓬勃發衍為「講史」的龐大傳統。
因此若要談中國小說,首先就要從這個傳統講。不幸民國以來,論者皆受西方文化影響,硬要「改造國民性」。撇開了稗官野史、巷語街談這個源頭,另以神話與傳說為源,對於此後小說諸流,亦薄厭講史演議,鄙徵史而崇虛構。
如胡適就認為《三國演義》沒有文學的價值,無法出奇出色。魯迅對《三國》亦無好評,甚且說由神話到志怪傳奇到小說,標示著小說真正的形成,即是從歷史到小說;可是唐代以後反而倒退回去,混雜於歷史的講史演義,乃是退化之證據。
在中國社會流傳久遠、影響巨大的《三國演義》乃至整個講史演義文類,在他們的論述中,竟只有負面的價值,足見荒唐。

二、被轉化的野史

《三國演義》之價值,不但在於它代表了講史演義這一文類,彰顯中國小說特質,更在於它代表了小說從「說」逐漸轉化到「說書」的過程,是口語表演和文藻化、文士化、文學化的結合,也是巷議街談的野史傳統和正史書寫傳統的結合。其他小說名著或類型,都沒這種地位。
根據李商隱詩,可知唐人就愛聽說三國。宋代說話人,亦以講史為最大宗。這時,都仍是語言藝術。
南宋以後,「話本」漸興,說乃向文過渡。明朝則文藻化、文士化、文學化日甚。而且,自弘正年間開始,文壇復古,嘉靖萬曆繼之,小說戲曲紛紛托古改制,所謂「古本」大量出現。
這是個關鍵的時代。這一時期,出版家、小說家們忽然找出了那些塵封日久的「古本」,紛紛加以整理改編並出版。通過改編「舊本」而來的作品問世後,自身也就成了舊本,被別人不斷改編。
如《列國志傳》,其中就有余邵魚、余象斗改編的痕跡,馮夢龍再改編成《新列國志》,蔡元放又據以修改並加批評成《東周列國志》。
兩漢系列小說,在《兩漢中興開國傳志》和《全漢志傳》之後,又有甄偉《西漢通俗演義》和謝詔的《東漢通俗演義》。
即使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,在明末也有多種版本,改來改去,直到清初毛綸、毛宗崗父子評點《三國演義》時,還大幅增刪,這才成為後世流行的定本。
改編是既托古又改制的。具體的情況,可以著名改編家熊大木為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》為例。
古有小說《武穆王精忠錄》,他得到了個浙刊本。這個本子筆墨文雅,一般人不太看得懂。似乎這個浙本,並不是小說,而是一本資料性質的書,或許類似《宣和遺事》。而熊大木則是應書坊清白堂主人楊湧泉之請,按照岳飛本傳以及《通鑑綱目》,重新「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,按《通鑑綱目》而取義」,編撰成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》。
為什麼編一本通俗讀物,仍要謹慎地依據史傳及《通鑑綱目》呢?

三、史學通俗化的趨向

講史,本是宋代說話人之一支,又稱「講史書」。故《都城紀勝》謂:「講史書,講說前代書史文傳、興廢爭戰之事。」《夢梁錄》亦稱:「講史書者,謂講說《通鑑》、漢、唐歷代書史文傳,興廢爭戰之事。」
可見「講史」從源頭上,就是把史書上的事講給不識字或略識字的群氓聽。是史學通俗化之一法,所根據的,則是史傳及《通鑑》。
這種歷史知識的通俗化傳播,乃是唐宋史學發展的總體動向之一。
唐代就逐漸出現了一些通俗的歷史著作,如元和間高峻著《小史》,大中間姚復康撰《統史》,均便於初學。晚唐時胡曾、周曇等人的詠史詩,亦曾被當時人逐篇加注加評,援引村書俗說,雜以俚語,作為訓蒙課本之用。到宋代司馬光那時,還出現了《十七史蒙求》這樣的通俗讀物。
南宋朱熹《資治通鑑綱目》,更是力求簡要。採用編年敍事,先以大字書概括的提綱,其下以分注的形式詳敘細節,故稱綱目,成為後世通俗史書競相仿效的體裁。
與朱熹同時的呂祖謙又有《十七史詳節》,「蓋其讀史刪節備檢之本,而建陽書坊為刻而傳之者」。現存此書宋元間刊本多達十餘種,可見當時流傳之廣。
當時講史藝人多以解元、進士、宣數、書生、萬卷等為藝名,標榜博學,自附於文人之列,以示與其他說話人不同(其他說話人通常則只有一些普通綽號)。
《醉翁談錄.小說開闢》云:「夫小說者,雖為末學,尤務多聞。非庸常淺識之流,有博覽該通之理。幼習《太平廣記》,長攻歷代史書」,即以此故。

四、平話已非民間說書人話本

由這整體動向上看,講史之發展乃是兩條線的合力。一是自古小說本來就屬於稗官野史,出於民間的巷議街談,而這種口語說故事的型態,後來因要訴諸文字,乃自然而然地朝文書型史冊類化。二是文人學者有意將史學著作和歷史知識向下普及,編為小說戲曲。一是由下往上,講史藝人自居士流,說書擬同史述;二是普及、教化,警世勸俗,由上往下。
兩方合力,當然聲勢大振。
元代講史。王沂有兩首〈虎牢關〉,記述了元代說三分的內容;胡祗遹有〈木蘭花慢〉贈歌妓一首,內有「又如辯士遇秦、儀,六國等兒戲」之語。王惲有〈鷓鴣天〉詞贈女藝人高秀英,她表演的正是「由漢魏,到隋唐」的講史。楊維楨〈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〉則說此女:「善記稗官小說,演史於三國五季。因延致舟中,為予說道君艮嶽及秦太師事」。
但除此之外,元代講史的具體情形,沒有什麼材料可以佐證。唯講史平話之大量刊印,可以由側面看出講史之盛。
現存平話雖然只有至治新刊《全相平話五種》等,但《永樂大典》就收有平話二十六卷,而《全相平話五種》本身也顯示它是一個系列。至少,在《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》之前,必是前集,在《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》之前,也必有個正集。另外,《新編五代史平話》《宣和遺事》,都可能是在元代刊印的。
平話又作評話,以區別於話本中的詞話、詩話,即指不加彈唱和伴奏的表演形式。
平話中雖然也有詩贊韻語,但都只用作評論或描寫戰鬥場面,渲染環境氣氛,而不是出自人物之口,和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》《大唐秦王詞話》等不同。
平話源於宋元說話中的講史,但其性質已變。不再通過藝人的聲口、動作、表情,而是以書面文字的形式,由閱讀來完成創作與接受的過程。故不能把平話看作說唱的講史話本。
平話的語言,和其他話本小說也有明顯的區別,是一種簡單的文言文,而不是所謂白話。它的分卷形式更是沿襲古代書籍的編輯形式,而不是說話人講史能有的。
由內容上看,《五代史平話》主要根據《資治通鑑》,也參酌了新舊《五代史》。有時直接抄錄《通鑑》原文,有時據以改寫。
在採錄《通鑑》時選擇了較多富有戲劇性的內容,如戰爭場面;增加了一些表狀書詔和詩詞題詠,敍述文字也作了通俗化的處理。其結構分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五部,每部又分為上下兩卷,每部有目錄。這明顯是學新舊《五代史》的體例。正文的敍事,更是按照《資治通鑑》的編年體。
因此,我認為:平話並不如過去的研究者所說是民間說書人話本,而是文人書寫編錄以做通俗推廣的史述。
這也是這類史述都嚴格依據《通鑑》的原因。

五、演義:演《通鑑綱目》之義

明人已很少提到講史,代之而起的是「演義」。
此詞出自《後漢書.逸民傳》,晚唐蘇鶚將此詞作為書名,著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十卷。到了南宋,以演(衍)義為書名的著作漸多,如王炎《春秋衍義》、張行成《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》、張德深《潛虛演義》、真德秀的《大學衍義》等。
明代小說以演義為書名者,自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始。
今所發現最早的《三國演義》為弘治甲寅(1494)庸愚子蔣大器序、嘉靖壬午(1522)修髯子張尚德作引的本子。其後蔚為流行,如《東西漢通俗演義》《東西晉演義》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》等極多。其後歷史演義代有所作,直至民國,還有蔡東藩編的《列朝通俗演義》。
此等書,有時還稱志傳。如嘉靖二七年葉逢春刊《三國志傳》,全稱為新刊按鑑漢譜三國志傳繪像足本大全,版心則簡稱「三國志傳」,而各卷題名,作「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傳」(卷一)、「通俗演義三國志傳」(卷二)等。其他小說,也有混用演義與志傳的,如《開闢演繹通俗志傳》又作《開闢演義》,《列國志傳》又名《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義》,《全漢志傳》又名《新刻按鑑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》,《隋唐演義》又名《唐書志傳通俗演義》。
志傳之名,源自《史記》,是後世正史的標準體例。另外,「傳」的本義是解釋,如《春秋》三傳,就是對《春秋》史事的解釋、補充,與「演義」的本義略同。小說而名志傳,與號稱「按鑑」的用意差不多,都是強調小說內容謹按史書,尤其是謹按《通鑑》,有根有據。
《新刻按鑑編纂開闢演繹通俗志傳》《新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》《按鑑演義全像列國評林》《按鑑增補全像兩漢志傳》《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》《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鑑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》《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》等,都有按《通鑑》或《綱目》增補修訂之意。另外有的雖然沒說按鑑,而稱「按史」,意思差不多。
「按鑑」改編的風氣,除了受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影響,也與明中葉以後史學界的動向有關。
宋亡以後,史學步入低谷,元代外族入主,所修《宋史》,甚為蕪雜。入明以後,史學逐漸復興。嘉靖十五年,乃有重修《宋史》之議,以後陸續有修訂《宋史》的著作問世。影響較大的,是柯維騏的《宋史新編》。
其他各朝史,也多有刪補、注釋。編年體史書,則有邱浚《世史正綱》、許浩《通鑑綱目前編》、南軒《通鑑綱目前編》、薛應旂《宋元資治通鑑》等。

六、歷史真實性的強調

了解了這個大環境,我們才可以明白當時的演義何以特別強調歷史真實性。庸愚子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序說:「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,考諸國史,自漢靈帝中平元年,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,留心損益,目之曰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。文不甚深,言不甚俗,事紀其實,亦庶幾乎史。」
清人曾批評此書仍不免夾雜了三分虛構,但其實它對《三國志平話》中違背史實、過於荒誕不經的內容已予大量刪改,提高了歷史真實感,庸愚子的論點正是揭示了這一特色。
但可觀道人為《新列國志》作序,又指摘《列國志傳》不符史實,並就馮夢龍的改編,提出了歷史演義的創作原則:
本諸《左》《史》,旁及諸書,考核甚詳,搜羅極富,雖敷衍不無增添,形容不無潤色,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,凡國家之興廢存亡,行事之是非成毀,人品之好醜貞淫,一一臚列,如指諸掌。
可見此一觀點是不斷在強化的。歷史演義書名前題有「按鑑」或「志傳」,以史著自居,即以此故。
在具體創作時,作者亦勤於搜羅史料,雜以考據,常常以按語的方式在敍述情節的同時辨證史實,儼然史家筆墨。
章回體的形成也和編年體和綱目體的史著體裁有一定的關係。如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》凡例稱「大節題目具依《通鑑綱目》」。每卷卷首標明本卷起迄時間,亦仿《綱目》體例。在敍事模式上,打破了平話單線發展的情節結構,而採用頭緒眾多的敍事方式。和平話相比,表、章、奏、書亦大量增加,有的且直接從史書中輯錄,並引用史家和其他文人的論贊題詠。其敍事語言亦是淺顯的文言,有的且直接從史書中過錄。
在明代長篇通俗小說的幾種類型中,歷史演義是形成最早、作品最多的。甚至還可以說;歷史演義的風行,帶動了其他通俗小說的創作。因此上述種種,亦是了解明代其他小說的基礎。
這其中,最重要的當然是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。此書,比天都外臣序《水滸傳》(萬曆十七年,1589)、世德堂本《西遊記》(萬曆二六年,1598)、《金瓶梅詞話》(萬曆四五年,1617)要早半個多世紀,比明代其他歷史演義小說也要早得多,實開明朝通俗小說刻印之先河,也是其它長篇小說之範本。
在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問世之前,並無堪稱長篇小說的文學體裁。
從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的書名和題署看,顯然即是以小說作為《三國志》的「傳述」之作。所利用的史料文獻,除陳《志》裴《注》和《後漢書》外,還包括不少野史筆記、呂祖謙的《十七史詳節》、《資治通鑑》和《資治通鑑綱目》,並可能參考了袁樞的《通鑑紀事本末》。
有的明刻本標明「按鑑」,萬卷樓本《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》卷一結束語:「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,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,共首尾九年事實。」以下各卷同此格式,便是明顯模仿《資治通鑑綱目》的。
此外,《通鑑》通常在重要人物初次出現時介紹其生平,在人死時給予總結性評論,這是編年體和紀傳體結合的記敍方式。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亦然,有不少內容直接取自《通鑑》。
如《通鑑》敘皇甫嵩討黃巾時與曹操會合,記曹操事始此。另引用《三國志.魏書.武帝紀》和裴注中孫盛《異同雜語》等材料,介紹了曹操的出身、性格和時人對他的評價。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卷一敘曹操初次出場,也是和皇甫嵩會合,並按《通鑑》體例,敘曹操身世。在《通鑑》的大框架下,《演義》還引用了裴松之注中所載的幾個小故事。
這段插敍長達六百多字,跟故事連貫,乃是模仿《通鑑》而增入的。在《三國志平話》中曹操出場的時間就較晚,也無對他身世、性格的介紹。
又,史書的特點之一,就是附載重要文獻,如詔、令、疏、表、書等。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亦然,《通鑑》及陳志裴注所載文獻大多被它引用。有的全文照抄,有的稍加增減,顯然有意追摹史書的行文特點。
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還中有大量的注釋,這也是講史平話和其他類型通俗小說沒有的。
嘉靖本的注釋用雙行小字列於相應的正文之後,其他版本如聯輝堂鄭少垣刊本《三國志傳》、湯賓尹校本《三國志傳》往往在雙行小字注前加參考、補證、補訂、考證、補遺、發明等字樣。這也是有意模仿《三國志》《資治通鑑》《資治通鑑綱目》等史著的結果。
《三國志》裴松之注、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都十分著名,元明以來這兩部史書都和注文密不可分,一起刊刻。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的作者、整理、刊印者在參考史料的同時,也效仿了史著正文中夾注的刊刻形式。
又有時直抄史書,連帶把史書的注釋也抄了下來。如卷三「呂溫侯濮陽大戰」敘陳宮說呂布用兵,其說辭大段抄《史記.淮陰侯列傳》,連注解也錄入了。
凡此各端,均為後來者所效仿。

七、從歷史演義到時事小說

從嘉靖本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問世到萬曆之前,刊印的歷史演義有以下幾種:
《皇明開運英武傳》,嘉靖十六年刊,郭勳等編撰
《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》,嘉靖三一年楊氏清白堂刻本,第一卷題作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》,以下各卷則題為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》,熊大木編
《唐書志傳通俗演義》,嘉靖三二年楊氏清江堂刻本,熊大木編
《全漢志傳》,題萬曆十六年秋月書林余氏克勤齋梓。但《西漢志傳》卷一題「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」,署鼇峰後人熊鐘谷編次,書林文臺余世騰梓行。可知同為熊大木所編,其初版時間應該相近。
《列國志傳》,有八卷和十二卷本,內容則基本相同。八卷本余氏雙峰堂刻本題作《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》,署後學余邵魚編集,書林文臺余象斗評梓。書前有萬曆丙午(三四年)余象斗重刊的序。
這些都是參照史書而對古本、舊編進行修改的,辦法皆仿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。《新列國志》馮夢龍描述:「舊志事多疏漏,全不貫串,兼以率意杜撰,不顧是非,如臨潼鬥寶等事,尤可噴飯。茲編以《左》《國》《史記》為主,參以《孔子家語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《晉乘》《楚梼杌》《管子》《晏子》《韓非子》《孫武子》《燕丹子》《越絕書》《吳越春秋》《呂氏春秋》《韓詩外傳》、劉向《說苑》、賈太傅《新書》等書,凡列國大故,一一備載,令始終成敗,頭緒井如,聯絡成章,觀者無憾」,即為一例。
除了參照史書對「古本」進行修改外,後來的作者更模仿《資治通鑑》和《資治通鑑綱目》,新編撰了幾種歷史演義,隱然有填補空白、形成系列的意圖。
如《列國前編十二朝傳》,余象斗編。乃是他重刊余邵魚《列國志傳》後新編的,所以名之為《列國前編》。
崇禎年間還有《盤古至唐虞傳》,題鐘惺編。結尾處,有書林余季嶽的識語:「邇來傳志之書,自正史外,稗官小說雖則極俚謬不堪目覩。是集出自鍾、馮二先生著輯,自盤古以迄我朝,悉遵鑑史通紀為之演義,一代編為一傳,以通俗諭人,總名之曰《帝王禦世志傳》不必世之紀傳小說,無補世道人心者也。」
又有《新鍥重訂出像注釋通俗演義東西兩晉志傳題評》,分西晉四卷,東晉八卷,以時代先後順序敍述,上接三國演義,下止於劉宋。內容基本上依據正史,間採野稗筆記,所用大抵是文言,跟它直接採錄史料有關。
此法,也催生了多種明代的時事小說。
時事小說本不能算歷史演義,但這些小說確實是以歷史演義之編撰手法創作的。
如《魏忠賢小說斥奸書》寫魏忠賢,從萬曆十六年起,到崇禎元年止,編年敍事,每回均標出事件發生的時間。在凡例中,作者自述:「自春狙秋,歷三時而始成。閱過邸報,自萬曆四十八年至崇禎元年,不下丈許。且朝野之史,如正續《清朝》《聖政》兩集,《太平洪業》《三朝要典》《欽頒爰書》《玉鏡新談》凡數十種,一本之見聞,非敢妄意點綴,以墜於綺語之戒」,則竟是以通俗文體作史了。
總之,小說家托古改制,或依托舊抄,或改編古本,而皆遵循古史,以作通俗之篇,用以教化氓愚。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的開創性典範及按鑑的寫作方式,凸現了這類小說的主要價值,是對歷史知識的普及,以及以史為鑑的教化勸誡意義。
古史成熟的敍事本領也為小說敘事提供了很好的憑藉,使得它削弱甚至消除了民間講史的影響。不光是刪改其內容,也力圖改變其文體和敍事方式。演義,就是改造講史而產生的新文體。
這種小說或文體,不是用西方或現代小說概念所能掌握的。魚怎能長出翅膀來?西方沒有「正史」這個體系及史學傳統,自然不能有這併購了野史的新史學。而這新史學,健翮摩天,到現在還生命力旺盛,兀自回翔在中華大地上。今後史學的傳播,還得靠他們,不能期望學院裏的史學科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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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:藝文

龔鵬程,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。 辦有大學、出版社、雜誌社、書院,並規劃城市建設、主題園區等。講學於世界各地,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。已出版論著150餘種,包括《文學與美學》《儒學新思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論》等。微信號:龚鹏程大学堂。微博:https://weibo.com/u/11015016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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