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龔鵬程談康有為的書法史觀:復古即解放

我國近代有關書法理論的著作,自以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為巨擘,包氏書撰刊於清道光末年,約四十年後,則有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》出,掩脅千古,獨標赤幟,在書法界造成了極大的震撼。
王壯為先生曾說他們這兩部書,「對於清中葉以來,尤其是近代書法風氣,影響之大,無與倫比;直至現在,凡對書法稍能感受稍能觀賞的人,偶有議論,必不能離開他們兩家的說法。」
這個論斷,固然毫不誇張,可是,我們則更以為:這兩本書之重要,不只在書法界,它們在思想史上也有極特殊的意義和地位。
可惜近來對這兩本書的研究,非常寥落,不僅在書法藝術方面,尚少抉發;研究包世臣和康有為思想學術的學者,也幾乎完全忽略了這兩本名著。這種情形,跟它們的影響比起來,實在有點讓人難以理解。
因此,本文主要的工作,就是以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》為中心,探索他們所關切的問題和意見,對《廣藝舟雙楫》的內容、旨趣和相關問題,稍做處理,並說明它在思想史及藝術史上的價值。

一、《廣藝舟雙楫》的內容

據《康有為自定年譜》,云《廣藝舟雙楫》作於光緒十四年戊子。這或許是指起草的時間,因為本書實成於光緒十五年己丑(一八八九)。
書前〈敘目〉以為:「國朝多言金石,寡言書者,唯涇縣包氏,釽之揚之,今則孳之衍之」。實則清朝討論書法的名家很多,如顧藹吉、蔣驥、蔣和、王澍、程瑤田、梁同書、吳德旋等,都有專著傳世,康有為不容不知,但此處為什麼卻說清朝寡言書者呢?
蓋此處之所謂書,乃專指碑刻上的書法而說,康有為認為清朝自顧炎武開始即討論金石,但討論金石上的書法,則始鬯於包世臣,所以他要衍包氏之緒。這裏便看出他的宗旨了。
他這本書,表面上是續人餘緒,而實際上卻有替金石學或書學另闢疆域的意味,從這裏也可以見其端倪。
至於清人書論之著名者,如梁巘《評書帖》,於歷代書法,大率宗唐,而明清兩朝,則盛推董玄宰張得天;吳德旋《初月樓論書隨筆》,推重唐人,對清代書家多致不滿,且與包世臣論書頗有齟齬。對這些著作,康有為也完全表現了一種截斷眾流的姿態,擱置弗論。全書二十七篇,就以這個姿態、就以這個宗旨而展開,尊碑卑唐,有雷霆萬鈞之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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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二十七篇,依序是:
原書 認為文字之創造,由於人的智慧;而其演變,則來自人情畏難趨簡的心理。他旁採泰西印度文字,來證明這種文字創造的原理和演變的法則。無論觀念或方法,都為歷來書論所未有。
尊碑 碑刻本與書法有關,故〈墨池編〉有碑刻一類;但論碑刻之書,往往涉於小學或史學,應歸入金石範圍。其論碑刻而與書學有關者,又往往成為搨本美惡、先後、得失、異同的討論,專注於碑刻書法本身研究的,其實很少。清代在包世臣以前,只有楊賓《大瓢偶筆》八卷有此性質,其書撰於康熙四十七年。但原書雜論碑帖,隨手抄撮,未經編次,道光二十七年始由楊霈(慰農)整理考校完成,故行世反在包氏《藝舟雙楫》之後。康有為討論碑刻與他們不同,因為他更提出了一套碑何以可尊、何以應尊、如何尊碑的理論。
購碑 要學碑之書法,必須購碑研究臨寫。本篇共舉例碑刻自吳起至隋止二百六十種,要學子盡購遍臨;如以為太多,則可以只臨〈碑品〉篇所列的七十七種。他這種臨碑的方法和觀念,似無淵源。
體變 〈原書篇〉論字形的演變,本篇則論歷朝字體與風格的變遷。
分變 隸與八分之辨,久成聚訟,清人專論這個問題的,有顧藹吉《隸八分考》一卷、方輔《隸八分辨》一卷。康有為則主張文字時時變轉,得舊體八分者,即可稱為八分書。這種看法正代表了他通變的立場,詳後文。又案:本篇與《新學偽經考》卷三下中間一段文字重複,當是《偽經考》逕採本篇入書。但此處有一重大疑問,辨亦詳後文。
說分 本篇主要論篆字及漢代介乎篆隸之間的八分書。全書由本篇開始,始對歷代書風有所評騭。
本漢 所謂本漢,是說書法必須以漢為本原,因為漢代書法極盛,而且以分作草或行楷中雜用隸筆,也較有奇宕高樸的趣味。
傳衛 康有為在理論上主張南北朝書法只是同源分流,而非截然異派。這個源,就是漢,所以本篇舉出漢代的衛凱來。認為衛瓘、衛恒和鍾繇的字,都屬於衛凱這個風格。南北分裂後,鍾繇一派在南方發展,衛凱一派在北方發展,後世書法,都不出這兩個系統。本篇一方面反對歷來不重視北朝書法的現象,一方面也駁斥包世臣云後世書法只有鍾繇梁鵠二系的說法。因為據包氏之說,則南北仍不統一,既違康氏「本漢」之意,也與康氏統一南北書派的企圖不合。詳下篇說明。
寶南 本篇先說:「書以晉人為最工」,以表示並不卑視南帖;但帖歷經翻刻,早已失去本來面目,不得已,只好求諸南朝的碑。而南朝的碑又極難得,所以格外寶貴。本篇重申南北碑筆法相同之說,與上篇相呼應。
備魏 北朝碑板,莫備於魏。所謂備,是說它包容了所有的體格與意態,不僅南朝及齊、周、隋碑不能超出它的範圍,後代書法之風格,也多受其籠罩。由本篇,我們可以知道:康有為雖強調南北書派筆法相同,南碑也極寶貴,但其書論主要重心仍在北魏。
取隋 有取於隋,並不是因為隋碑精采,而是為著隋碑代表了由南北朝過渡到唐朝的關鍵時期,可以知「古」「今」之變,見本書《唐初書法史初探》的說明。
卑唐 《廣藝舟雙楫》中,說帖翻刻已壞,不可學,乃沿襲阮元成說;認為唐碑也已翻磨損壞而不可學,則是他的新觀念。但他之所以卑唐,原因並不止於此,主要還是因為唐代是古今書法大轉變的時期,康有為主張復古,所以認為唐碑古意已漓,若學唐碑,則終身無窺見古人之日。
體系 從〈說分〉到〈卑唐〉,是康有為所說:「辨其源流」的工作;由本篇到〈餘論〉篇,則是「擇其精奇」的工作。雖然在辨析源流時,也有宗旨別擇之意,在選取判斷時也有源流的討論,但其重點各不相同。擇其精奇,本身乃是風格的選擇問題;選擇則必須依據分類。本篇便將各種書體的來源,分類敘述,說明每一種書體如何發源於兩漢。
導源 本篇與上篇相配合。上篇主要講書體《包括形構和風格表現》發源於兩漢;本篇則說明唐宋名家的書法如何導源於六朝。這兩篇文字,等於把我國所有書法,根據碑刻的立場,做了一次風格的分類。
十家 本篇其實即是綜合上兩篇的結論。他認為六朝這十位書法家,都是源本分隸而下開唐宋,各成流派的。所以這十家就像先秦學術的九流十家一樣。案:〈購碑〉篇曾說:「若諸碑之未見,家法未熟,而遽欲言書,書乎書乎,匪吾攸聞。」碑學的家法,即是書藝的風格,十家這一篇,正是家法的詳細說明。
十六宗 卷四除〈餘論篇〉外,共六篇,都是兩篇合為一組;〈體系〉與〈導源〉一組、〈十家〉與〈十六宗〉一組、〈碑品〉與〈碑評〉一組。〈十家篇〉,以人為家法風格之單位,本篇則以碑為單位。將碑之足堪後世宗法的,分成上三宗、中四宗、下六宗、外三宗。本篇這種分類,也是在替下篇〈碑品〉預作準備。
碑品 書法風格的品評,自以梁王僧虔《書錄》和庾肩吾《書品》為權輿,其後則有唐李嗣真《書品後》、張懷瓘《書斷》等。但這些著作都不曾討論北朝的碑刻和書法。康有為本篇,則專論南北朝碑,分為神、妙、高、精、逸、能六等。其評價標準,一是勁健、二是古質、三是新奇。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也有〈書品〉一篇,但只是專論清朝的書法家,性質與此不同。
碑評 我國書法之品藻,和一般對詩歌的批評方式相同,通行評論等第和比況物象兩種方法。如梁袁昂《古今書評》、唐呂總《續書評》、韋續《唐人書評》等都是比擬物象的例子。清桂馥《國朝隸品》,雖名為隸品,其實也是比況。康氏本篇,妙譬紛綸,共評碑四十六通,是我國這種批評法中分量最多的。
餘論 本篇雜論南北朝碑及其筆法,兼論清人的楷書。
執筆 康有為服膺其師朱次琦「虛拳實指,平腕豎鋒」之說,謂豎鋒當使大指橫撐而出,腕平則當使杯水置碗上而不傾。反對包世臣運指的方法,主張四指爭力,執筆要低。
綴法 本篇講運筆之法,諸如方、圓、提、頓、疾、澀、輕、肥、藏鋒等,都曾敘及,並兼論紙墨。其中較可注意的是:包世臣很重視永字八法,視為古今學書之機栝,〈述書〉下一篇,全論永字八法。康有為則以為:「側之必收、勒之必澀、啄之必峻、努之必戰,此千古書家之公論,諸家所必同者也。然諸家於八法體勢各異,但熟玩諸碑可得之」,二人對永字八法的態度不同。
學敘 本篇說明學寫字的方法,主張從大字、從方筆、從字的結構開始學習。臨碑則須遍臨百碑,其次序也有一定,不可錯誤。若楷書寫好了,便可以學《淳化閣帖》及宋人書,但不可學蘇、米、趙、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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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化閣帖 / 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%E6%B7%B3%E5%8C%96%E9%98%81%E5%B8%96.jpg / CC-BY-SA-3.0


述學 本篇敘述康有為自己學書的經歷;其中較有意思的是他與沈曾植的討論。沈氏是與他書法及書論最有關的人,他認為康氏書法轉折多圓,不合六朝規律,這是很精粹的話。康氏雖舉「鄭文公碑」替自己辯解,但事實上康氏書法若能轉折方勁,便不難與陳摶匹敵,這是很可惜的事。
榜書 康有為和包世臣都不同意張旭所說「大字促令小、小令展令大」的說法。《藝舟雙楫.歷下筆談》篇說:「後人目為匯帖所瞇,於是有『黃庭』『樂毅』展為方丈之謬說,此自唐以來,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」,依他們看,榜署大字和尋常楷書完全不同,所以康有為要另闢一章來討論。在康有為之前,像元釋溥光《雪菴字要》、明李淳《大字結構八十四法》等書,也是專為寫大字而設的。
行草 〈原書篇〉曾說:「今用真楷,吾言真楷」。《廣藝舟雙楫》這本書,所論以楷書為主,所以此處另闢行草一章,亦猶其書專論楷書,則為大字另闢一章也。本篇說:「簡劄以妍麗為主,奇情、妙理、瓘姿、媚態,則帖學為尚也」,意甚通達,也是對清末流行書風有力的批評。
干祿 為了科學而應用的文字,依康有為看,應該和藝術創作分開,所以也別立一章,以免相溷。在書法史上,自宋以來即有鄙視館閣體的意識,但如此明確地將科舉館閣字劃歸書法藝術之外,還是創舉。本篇對科場字的特徵和演變,說明甚詳。但細味其說,似乎康有為隱然有把唐以前書法視為藝術字,唐以後視為干祿字的意思,所以學干祿字,例須取徑歐、趙、顏、柳。不過,為了提升干祿字的藝術層次,康有為也建議他們學北魏隋唐之碑。
論書絕句 論書論畫絕句,為論詩詩之變體,清代最多。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收有論書絕句十二首,作於道光二十四年己卯;康有為續作,共十五首,算是《廣藝舟雙楫》的附錄。
從上面我們對這六卷二十七篇的提要說明中,我們不僅可看出《廣藝舟雙楫》體大思精、系統周匝的特色。更可發現,筆者的詮釋,頗有與一般看法不同之處。而這些,也就是下文所亟欲考辨的。

二、與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之比較

第一個有待澄清的,即是《廣藝舟雙楫》與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的關係。通常,我們把這兩本書,像看待孿生兄弟一樣,視為一類(無論是性質或內容、宗旨)。因為《廣藝舟雙楫》是為引申推廣包世臣的意見而作,見於書名、著於序例,非常明顯。可是,仔細看來,兩書實有極大的差異。這些差異,除上文已論及者外,我們分成七點來談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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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作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,與《中衢一勺》、《管情三義》、《齊民四術》合刻為《安吳四種》,咸豐元年又重刻於南京,時包氏年七十七歲。而康有為撰《廣藝舟雙楫》時,才三十二歲。
《藝舟雙楫》所收,以〈述書〉上中兩篇為最早,寫於四十三歲,這是包氏書法創作及見解上一大轉關的一年,也是風格議論完全成熟的時期,因此,《藝舟雙楫》可算是包氏末年定論。康有為則恰好相反:他光緒八年入試京師,看到石鼓文後,才開始認識金石;光緒十四年冬,公交車上書,才開始購碑研究;次年,即撰成《廣藝舟雙楫》,而且只寫了十七天,就完稿了。老壯遲速之不同如此,固然讓人驚歎康聖人的才華,但也顯示了兩人創作的態度和書的性質,詳後。
第二、《藝舟雙楫》並非包氏自己勒定的系統性論著,而是揚州柳蔭庵一位性恬和尚,將所抄錄的十幾篇包氏論書論文之作付刻的。體兼書文,所以叫做雙楫。康有為的書,雖然名為《廣藝舟雙楫》,其實只論書法,而且是一本體例完密、首尾粲然的系統性論著,不像包氏書,只是雜稿薈編而成的。余紹宋《書畫書錄解題》,以包著入雜識類,以康著入通論類,就顯示了這種體例上的差異。
在當時,雖然有人嘲笑康有為寫的只是「藝舟單櫓」(像盛伯羲《鬱華閣遺集》卷三,戲作俳諧體同雲門詩:「藝舟單櫓姓名揚,神逸佳能別聖狂」自注就說:「某君續《藝舟雙楫》,只有書法,胡石查司馬謂有藝舟單櫓。」),然包慎伯的書跟他比起來,可要單薄得多了。
第三、包慎伯的書法理論,之所以形成與寫作時間極長,又零碎不成系統,主要的原因是:他的理論是從實際創作過程中步步摸索而來。所以有關書法和碑帖的知識未必很豐富,但其理論則頗能與本人的書法相印證。
康有為論書,剛好相反,理論性建構之意多,實證工夫則較少,所以長於理論的綜攝。而且知識甚豐、用功卻少,也使得他的書法無法和理論相配合,故他自己也感慨說:「惜吾眼有神、吾腕有鬼,不足以副之。若以暇日深至之,或可語於此道乎!」(〈述學〉)。
不僅如此,包世臣的書法,固然是真行篆草,無不擅長,但真正精彩的卻是草書。所定《國朝書品》,只把鄧石如的草書列入能品上,《自跋草書答十二問》一文又說:「草書一道,懷寧(指鄧石如)筆勢固如銅牆鐵壁,然虛和遒麗,非其所能。尚留片席,以待來者自擇所處」,這個片席之留,有人就認為是包氏以此席自居。
從《藝舟雙楫》的言論中看,包氏確實對草書用功很深,論書也以草書最精,且其理論多與孫過庭《書譜》相近。這與《廣藝舟雙楫》只論楷書的情況,大不相同。而這種內容之不同,又與碑學帖學的學習徑路有關。 — — 行草以遒麗流動為美,故必須由帖學入手;楷書以端正堅凝為主,故必須重碑刻。包康兩人著作的差異,正與他們書學路線之不同,是一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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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、包世臣書法得力處,在於帖學。從嘉慶四年開始,他即冥心致力於古帖。到了嘉慶二十四年,才開始對北朝碑帖用功。而此時〈述書〉上中下三篇重要文獻,卻早已脫稿了。所以,我們認為包世臣書法得力處,不在碑而在帖。包世臣自己也說:「吾書得自簡牘,頗傷婉麗。」
道光以來,論書法者,異口同聲地說包氏是學北碑的、說他是鼓吹北碑的,其實都是誤會。誤會的原因有二:一、是包氏在《歷下筆談》中,對北碑書法,做了較有系統的說明;包氏以前,則尚無這樣的說明。
二、包氏盛推鄧石如(完白),他把清朝書法家分成五品,鄧石如的隸篆分真行草六種,皆列上上,並推崇為五百年來第一人;而鄧氏書法,一般認為是上溯漢魏碑刻的。
由於這兩個原因,一般人便說包氏尊碑輕帖。實則《藝舟雙楫》中找不到重碑輕帖的理論。
《歷下筆談》綜述歷代書法之流變,原非專崇北碑;鄧完白「計白以當黑,疏處可以走馬,密處不使透風」之說(見《述書上》引),也是從刻印中得到靈感,並不一定來自北碑。包世臣雖曾認為六朝書法合乎這個道理,卻也不自以為就是自己寫字的方法。
因此,凡誤以為包氏是學北碑的人,總不免有何紹基那樣的疑惑,何氏曾說:「包慎翁之寫北碑,蓋先我二十年,功夫既深,書名亦重,學之者相矜以為包派;然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,知其於北碑,未為得髓也!」(《張猛龍碑跋》)包氏明明是帖學,當然未得北碑之髓啊!真正尊碑輕帖、尊魏卑唐的是康有為。
《廣藝舟雙楫.尊碑篇》認為晉唐法帖經過一再翻刻後,面目全非,所以我們學字,應當學碑。他的論調,很像阮元的《南北書派論》。但二者也有不同:阮元把南帖跟北碑對立起來談,尊北碑則黜南帖;康有為則主張字可以分派、南北不能分派,何況,南方也有極好的碑,像南方的「爨龍顏碑」,他就列入神品第一。一般人都說康有為力崇北碑,其實只是尊碑,並不是特別尊北。
第五、從《筆陣圖》開始,學書者莫不矜言筆法。從鍾繇韋誕的故事開始,到梁巘《評書帖》所說:「學者欲問學書法,執筆功能十居八;未聞執筆之真傳,鍾王學盡徒茫然」,執筆法一直是中國書論的重心,也是師友授受的秘密。
包康二人對執筆法的講求,就顯示了這種傳統的傾向。可是,執筆法在兩人書學中所占的地位其實並不一樣。包世臣從年幼時向曾祖父問執筆法開始,師友講習,無不致力於此;運用黃小仲、王仲瞿的執筆法,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。所以執筆法可說是《藝舟雙楫》中唯一的重點,其他一切議論,皆環繞這個中心而展開。康有為則不然,其書六卷,上四卷歷數流別、區分優劣,是全書重點;第五卷才談學書的方法,第六卷則雜談科舉字(干祿)和招牌字(榜書)等。可見兩人對執筆法的態度不同,兩書的精神旨趣也不一樣。包較傳統,康則超越了傳統。
其次,康有為專談執筆法時,意見與包亦相逕庭,〈執筆篇〉說:「包慎伯之論書,為後世開山,然其要歸於運指,其說粗謬可笑。慎怕自稱其書得自簡牘,頗傷婉麗;不知婉弱之由,敗績在指,而反攻運腕之弱,不甚謬乎?」
康有為主張用腕臂全身之力來寫字,而且腕必須平到可以放一杯水,所以抨擊包氏運指之說。其實,執筆若像劍客之握劍,則不同的劍法,便當有不同的握劍手法,怎可拘泥?沈曾植《每日樓劄叢》說得好:「寫書寫經,則章程書之流也;碑碣摩悟,則銘石書之流也。章程以細密為準,則宜用指;銘石以宏廓為用,則宜用腕。因所書之宜適,而字勢異;手腕之異,由此興焉。」(卷八)康有為力崇碑碣,故其書法運腕;包世臣得力帖學,故慣用於指,不也是頂自然的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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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、因為執筆不同,碑與帖之價值選擇也不同,所以兩人所述學書次序遂不甚相似。《藝舟雙楫》主張先臨摹唐帖,然後學北碑,寫熟了,再寫褚本蘭亭。康有為則主張從龍門造象入手,遍臨北碑,然後上通篆分以知其源,唐碑則根本不必學。
至於臨碑的方法,康有為也不同意包氏一本帖臨寫百遍,然後逐步遞換,每次字數也不可太多的講法。他要人多看,碑刻看得多了,再辨其源流,擇其精奇,隨意臨寫。如此,則臨碑旬月,便可遍臨百碑,而「釀成一體」。這兩種不同的看法,遂形成了兩本性質迥異的書。
第七、所謂性質迥異,是說《藝舟雙楫》談的主要是實際操作上的問題,《廣藝舟雙楫》則除了實際操作的問題之外,重點在於「辨其流派,擇其精奇。」(〈購碑篇〉)。換言之,康有為的工作,一是歷史的敘述、二是風格的劃分、三是價值之判斷、四是實際操作的指導。性質與包書迥不相侔。
以上這七點,都是互有關聯的。根據這七點來看,《廣藝舟雙楫》之於《藝舟雙楫》,名雖嫡子,義則開宗,無論在性質、體例、創作背景、價值取向、學習方法……等各方面,都不相同。這些不同,康有為本人未嘗不知,但此時康聖人名望並不甚顯(他的名氣主要來自公交車上書;可是在學術上,並未獲得肯定)。著書而想要流傳廣遠,即不得不附托於像《藝舟雙楫》這樣的名著之下。《廣藝舟雙楫》又名《書鏡》,稱名取義,殆自吳榮光(荷屋)的《帖鏡》來,也是這個道理。否則以康聖人之博雅,必不會落個「藝舟單櫓」的話柄。

三、《廣藝舟雙楫》的思想內涵

當然,康有為之續《藝舟雙楫》,也不會只是為了想讓著作流傳廣遠;他之選擇包氏書,予以推衍孳乳,實有更深刻的用意。而這種用意,當然得從他的思想上去尋找。
以書論的發展情況來說,包慎伯之後,書學精深者,斷推沈寐叟。寐叟為通人,康有為書中也曾屢次提及。以書法論,寐叟造詣固然在康氏之上,但寐叟書論,卻遠不及康氏體系完備。
其實何止寐叟,古今論書之作,依我看,《廣藝舟雙楫》可算第一。因為它不但是第一本有系統、有條理、有歷史眼光、有風格觀點、有價值評估、有創作指向的完整著作,而且全書還洋溢著通變的哲學立場,表現了作者本人思想的特質。
所謂通變,是就其歷史條貫而說的。
史家貴在通古今之變,本是我國史學的傳統,晚清公羊家尤邃於此義。例如龔定庵的《尊史》《古史鈎沉論》,不僅認為六經皆史,更主張諸子皆史;不僅強調人要觀世之變,更呼籲改變法制以應變,所以他又自稱為後史氏。梁啟超就學南海時,康有為也即教以史學,故梁氏後來自稱為新史氏,致力於史學的改造。
至於魏默深《武進李申耆先生傳》,甚至說乾嘉樸學巨子們把史學排除在經學範圍之外,是「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途」。他們之所以如此,是因為公羊三世之說,本來即蘊涵了歷史發展變遷的觀念,而且通變與改制又是不可分的,凡公羊無不講改制變法、講三代因革、要廢古制而用今學。
康有為《日本書目自序》說:「易者隨時變易,窮則變,變則通。春秋發三世之義,有撥亂之世,有升平之世,有太平之世,道各不同」,所以「非變通舊法,無以為治。」(《上皇帝萬言書二》)其實也是公羊家一般的看法。
晚清公羊家這一套學問,始於莊存與、劉逢祿、宋翔鳳、李兆洛和張惠言。
這個學派,揉合了通經致用、文學辭章、今文經學,而反對乾嘉樸學,所以是道咸之際新時代風氣轉變中的融合者與開創者。
在金石、書法方面,亦復如此。那位被包世臣稱為清代書法第一人的鄧石如,原先只是一位在街上賣字的鄉下人,後遇到張惠言,惠言大為驚賞,為他廣為延譽,才能有後來的地位。當時鄧石如書法功力雖深,卻識字無多,字體頗有訛繆處,惠言和他研討書法,剖析源流,對鄧氏頗有影響。包世臣之得晤鄧石如,就是惠言弟弟張翰風介紹的。包世臣本人,也是公羊家,《述學詩》說:「劉生(原注:武進劉逢祿,字申受)紹何學,為我條經例,證此獨學心,公羊實綱紀。」(《藝舟雙楫》卷九)便是明顯的例證。
他與魏源龔自珍交好,早年也趨向變法,中年以後則以河防水利經濟等實際技術問題之研究著名,與其書論相似。《藝舟雙楫》事實上即是從實際技術層面去對傳統書法進行改革,例如執筆及始艮終乾的筆法等,他的書論之所以較為零碎、較偏向實際操作之問題,原因都在於此。自鄧包以後,清代書法為之一變,至康有為則集此變之大成。
康氏高弟梁啟超在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曾說乃師康有為「蓋斯學之集成者」,確實不錯。在書法方面,康有為不僅強化了鄧包書法改革的意義,更把鄧包以來整個變化及碑學之發展,跟公羊今文打並一氣,融匯成了一套通變的書法史觀與價值觀。
這種觀念,不但為歷來書論所無,較包世臣那種實際技術上的改革,也推進了一層。
以二人論分隸為例,包氏《歷下筆談》謂篆之後有隸,隸書為秦程邈所作,其後蔡邕變隸而作八分,魏晉以來則再成為楷書,「相承之故,端的可尋。」這種解釋,固然含有源流演變的觀念在,可是他仍是傳統的格局。
康有為要打破這個格局,所以他首先聲稱文字的演變,出於自然,並不是由某人造出來的,說程邈或某人造隸書造八分,實屬無稽;其次,他以今古文來解釋分隸,認為篆籀、隸等名目,乃是劉歆杜撰,今文學則只就文字不斷演變的事實,以八分來稱呼而已。因此,所謂八分,就是一切文字演變過程中,仍保留有舊體八分的文字:秦篆得石鼓之八分,名為秦分;漢隸得秦篆之八分,名為漢分;楷書則分為今分。這樣的八分說,正是他通古今之變的一個典型。
《廣藝舟雙楫》開宗明義第一篇〈原書〉,就指出文字輾轉相變,世界皆然,是不能遏止的趨勢。不僅從前如此,以後也必如此。卷二〈體變篇〉又說制度、文章、學術,無不隨時代而變異,書法之風格亦然。學者必須通古今之變,價值判斷才不至於錯亂,不會貴古賤今或貴今輕古(這個觀念在〈本漢篇〉也曾談到)。
不過,在價值取向方面,既已確知文字以變為法則、人心以變為動向,則在創作上即不能不求變化,所以他又要在書法中分判今學和古學。〈體變篇〉說:「吾今判之:書有古學、有今學。古學者,晉帖唐碑也,所得以帖為多,凡劉石庵、姚姬傳等皆是也。今學者,北碑漢篆也,所得以碑為主,凡鄧石如、張廉卿等是也」、〈卑唐篇〉說:「如今論治然,有守舊、開新二黨,然時尚開新,其黨繁盛,守舊黨率為所滅。蓋天下世變既成,人心趨變,以變為主,則變者必勝,不變者必敗,而書亦其一端也。近世鄧石如、包慎伯、趙撝叔變六朝體,亦開新黨也」。
鄧包等人在書法上,只是不自覺的革新者,康有為則是自覺的。他運用道光咸同之間新興的今文學,巧妙地暗示書法也像經學史上今古文趨勢之變動;唯有明了這種時代趨向、並與時俱變,才不會被淘汰。
他是這麼強調審時與通變,要人「適逢世變,推陳出新」(〈卑唐〉),以至於他在評估碑帖價值時,也特別重視新和變。
例如〈碑品篇〉說:「若有新理異態,高情逸韻,孤立特峙,常音難緯,睹慈靈變,尤所崇慕」、〈綴法篇〉說:「新理異態,古人所貴」、〈行草篇〉說:「明人無不能行書,倪鴻寶新理異態尤多」、〈本漢篇〉說:「漢人極講書法,各創新制。其樸質、高韻、新意、異態、詭形、殊制,融為一爐而鑄之,故自絕於後世」……等都是。然而,這裏便蘊涵了兩個問題:
一,是康有為非常重視變,所以也很明了時代對風格的誘導跟限制,對衝破時代限制的作品,總給予極高的欣賞。譬如他說:「齊碑之雋修羅、朱君山,隋碑之龍藏寺、曹子健,四者皆新理異態、乘時獨出,變化生新,獨標娓異。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,建標千古者也」(〈備魏〉)。
可是,這些衝破時代限制的作品,若純粹就其藝術價值來看,評價是否還一樣高呢?康有為面對這個問題時,顯然並不以歷史意義取代藝術價值,仍能守住藝術評價的分際。像他評李陽冰的小篆,就認為李氏之享盛名,在於他能一新耳目,但若純就藝術價值來說,則「如昌黎之古文、陽明之心學,首開家法,斯世無人,驟獲盛名,豈能過出漢人、空前絕後哉?」(〈說分〉)
他評唐碑,也是如此:「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,莫如包文該袞公頌,然唐人不甚稱之。其見稱諸家,皆最能變古者,當時以此得名,猶輔嗣之易、武功之詩,其得名處,即其下處。彼自成名則可,後人安可為所欺耶?」(〈卑唐〉)。這樣的立場,當然很對;可是如果一位書法家完全守舊法古,而其藝術創作水平又很高時,似乎就會跟康氏變的價值觀相衝突了。這就像康氏自己說的:「史遷之與班固、昌黎之與柳州,一以奇變稱能、一以摹古擅絕,亦未易遽為優劣」(〈說分〉),如果摹古和新變並無優劣,創作者又何必一定要努力創新呢?又何必定要自己釀成一體呢?
從這個問題,自然導出第二個問題,那就是復古與創新的糾葛。因為康有為既說「書貴有新理妙意」,卻又說「學以法古為貴」(〈卑唐〉)「學書必有摹仿」(〈學敘〉),未免首鼠兩端。再者,他又力崇漢魏碑刻,似乎也與他求新求變的宗旨不符。這,到底是怎麼回事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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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梁任公曾說過,晚清公羊之學,是「復古即解放」(《清代學術概論》第二節)。這句話,便是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。原來,在社會變遷時期,我國的學術文化為了要解決問題,應付新的變局,往住會採取反溯往古的作法。故其復古,實即意在開新。
而這種以復古為開新的手段,通常運用兩種方式進行:一是通過對傳統經典的注解與再詮釋,達成改革的目的。比如春秋時期有孔子之刪定六經、魏晉時期有何晏王弼之注釋《論語》《易經》、宋代有朱熹之重注《四書》,這些人,都是在社會與文化變遷時期,在傳統型態下的改革者(reformer intraditionalist form),他們對原有的價值系統、文化體系,提供了新的方向、注入了新的內涵。
除了這種方式之外,古人也常在社會變遷時期,懷疑、破壞既存的文化與價值系統,而反溯往古,尋找新的價值標準。像漢末,經歷了幾百年儒家名教之治以後,學者開始懷疑了,故《三國志.魏志.杜畿附子恕傳》說:「今之學者,師商韓而尚法術,競以儒家為迂闊,不周世用」。
為了應付新局面,學者不得不從儒家以外的價值系統中尋找新方向,所以當時採申商之學者,有劉歆、徐幹、桓範;採公孫龍子的,有爰翰、阮祿;採墨家的,有魯勝;採縱橫家的,有劉陶、王衍……。春秋戰國,周代封建秩序崩潰之際,諸子百家之晨起,各述所聞,而謂為黃帝、夏禹、神農之術,也是如此。甚至,在康有為之後,五四反傳統風潮中,整理國故和表彰晚明小品等活動,依然是循著這個模式。
晚清今文家,實際上就是揉合了以上兩種方式而興起的新學派。
以康有為來說,他的《孟子微》《春秋董氏說》屬於前者;《新學偽經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則屬於後者。在乾嘉樸學之後,他們一方面要推倒既存流行的文化傳統(例如康有為說:「二千年來政與學皆新學偽經之類也」,譚嗣同也說:「二千年來之政,皆秦政也,皆大盜也;二千年來之學,皆荀學也,皆鄉願也」,而要「衝抉網羅」)。
一方面要尋找新的方向與價值體系。所以從汪中以降,研治先秦諸子和探討佛學之風大熾,西漢今文經典與經說,更是其中最有震撼力的一股勢力。西漢今文經典大半早已亡佚,其經說亦沈寂千載,現在被他們找出來,重作新解釋,借以為新時代找一出路;這種活動,誠然是種復古,但復古即是解放,是從舊有的體系和觀點中解放出來;而復古也是創新,是新的導向、新的內容,因此陳熾在光緒十九年為鄭觀應寫《盛世危言》的序時,就明確地說:「天與中國以復古之機、維新之治,大一統之端倪也!」
這樣子復古,則所復之古,必不同於古,是可以斷言的。晚清今文,絕不同於西漢今文,也是非常明顯的事實。這點,在學術上固然容易引起爭議,但今文家本身卻根本就不曾以合古為目的,根本就不想恢復歷史的原貌,他們認為復古的終極目標不在重建,而在自得。
魏源序龔定庵文集時,就說:「昔越女之論劍,曰:臣非有所受於人,而忽然得之。夫忽然得之者,地不能囿、天不能嬗、父兄師友不能佑。其道常主於逆,小者逆謠俗、逆風土,大者逆運會。所逆越甚,則復越大;大則復於古,古則復於本。」所謂逆,就是反對現存的風氣、現有的文化框套,而溯古直尋。所以復古便是復本,本就是自得。
明白了這個道理,我們就可知道:康有為一方面鼓勵並欣賞書法家要衝破時代、逆運會而求新變,一方面又要人法古,貌若矛盾,實則本為一事。何況,復古即是自得,能通古今之變,自然也不需要墨古守法,他稱贊王羲之、楊凝式、鄧石如,都基於這個觀點,如〈本漢篇〉:「右軍惟善學古人,而變其面目;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。楊少師變右軍面目,而神理自得。學者欲學書,當知所從事矣。」〈說分篇〉:「完白山人之得力處,在以隸筆為篆。或者疑其破壞古法,不知商周用刀簡,故籀法多尖;後用漆書,故頭尾皆圓;漢後用毫,便成方筆。(後人)多方矯揉,佐以燒毫,而為瘦健之少溫書,何若從容自在,以隸筆為篆乎?吾嘗謂篆法之有鄧石如,猶儒家之有孟子、禪家之有大鑒禪師,皆直指本心,使人自證自悟,皆具廣大神力功德,以為教化主,天下有識者,當自知之也。」這些話,把復古即是返本自得的道理,講得清楚極了。
通過他這些話,我們可以大致了解,《廣藝舟雙楫》所表現的意義或價值是多方面的,它既強化了鄧包書法革命的意義,又擴大了它的影響;其次,他將鄧包以來藝術之改革與公羊家革命思想連貫起來,並以這種意義為導向,提供了有關書法的系統性知識。無論從思想史或藝術史的角度來看,康有為這種成就都是極為特殊的。

四、《廣藝舟雙楫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

假如以上整個推論還不太錯,則我們當可明了他寫作《廣藝舟雙楫》的微意。
康有為自光緒十四年戊子日本奪取琉球後,即寫信給翁同龢潘祖蔭,大談變法之道,又上書皇帝,主張非變法不足以圖存。不僅毫無結果,且舉國以為狂;逡巡至十五年己丑歲暮,黯然返回廣東,《廣藝舟雙楫》就作於這個時候。〈敘目〉中大發牢騷,說:「康子戊己之際,旅京師,淵淵然憂、悁悁然思,俛攬萬極,蹇鈍勿施,格絀於時,握發慹然,似人而非。」然而他的朋友勸他:「盍黔汝志,耡汝心,息之以陰、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沉。」所以他才寫這本書:「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暮也。」
然而,康有為心裏,真地認為這是一本無用的書、做的是一樁無聊的事嗎?不然!他在〈敘目〉最後,說他「歸歟於己丑之臘,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,長松敗柳,待我草玄焉」。草玄,用了黃山谷論王荊公:「草玄不妨準易,論詩時近周南」的典故,可見他隱隱然是要以孔子自居的。
大概他在實際政治活動中遭到挫折後,即想運用著述來達成變法的理想。恰好當時京朝士大夫無不講金石考古,他便以此做為著述的起點。次年,即開始在長興講學,隔了一年,便寫了《新學偽經考》,隔年又作《孔子改制考》。所以,他論書法的意見,其實就顯示了他整個思想的主要內容與精神;而《廣藝舟雙楫》的內容,跟《偽經考》等書,也是相連貫的。
關於這兩點,我想再稍做說明:
大概除了康有為以外,我國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論書法,曾把它和政治、學術、文學、社會結合在一塊兒的。
比如他說:「書學與治法,勢變略同」(〈原書〉),說:「漢自宣成而後,下逮明章,散文、篆法之解散,駢文、隸體之成家,皆同時會,可以觀世變矣」(〈體變〉),說隸書與楷書的變遷:「太樸之後,必繼以文;封建之後,必更郡縣。五德遞嬗,勢不能已」(〈體系〉),都是透過公羊家三代質文代變之說,綜合學術、政制、文學等各方面,共觀世變。他不像包世臣或其他人,單純而孤立地討論書法,而跟論者本人的思想學術內容或精神,毫無關聯。
正因為如此,《廣藝舟雙楫》和《偽經考》才能連貫起來。《廣藝舟雙楫》中,多處提到劉歆偽造鐘鼎古文及許慎詆毀今文的事,可能在此時,《新學偽經考》已有部分成稿了。
所謂偽經,是否定古文經典的存在,認為古文經典及鐘鼎古文,全屬劉歆偽造。怎麼證明這個論點呢?釜底抽薪之計,便是證明古文是假的;古文既偽,古文經自然也不會是真的了。然則,古文何以是假呢?這就得用上《廣藝舟雙楫》那一套文字變遷由繁趨簡的理論了。《新學偽經考》卷三:「文字之先必繁,其變也必簡,人事趨於巧變,此天理之自然也」,古文若早於小篆,其形必繁,可是像云字,古文只作雲;淵字,古文只作囦,可見古文是假的。「劉歆為偽經,更為偽字」(卷九)。
因為古文鐘鼎都是假的,所以用吉金來印證六經紀錄的是周代史實,便不可能;說六經是周史的古文家,更是荒誕;至於「後世所指為漢學者,乃新學(即云劉歆飾經佐王莽篡漢,身為新莽之臣,經亦新學)非漢學也。即宋人所尊述之經,亦多偽經,非孔子之經也」(《新學偽經考》序)。六經應該是孔子改制變法、撥亂反正的著作,《孔子改制考》於是乎作。確定六經皆孔子改制之書,則其中微言大義究竟是如何呢?這就需要《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》《春秋董氏說》來闡發了。如此環環相扣,層層聯銷而下,如源泉噴湧,遂至於汗漫無極。若溯其源、挈其本,則《廣藝舟雙楫》是一冊不可不讀的書。
從以下幾個個別問題的考察中,我們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:
一、西學的問題 — — 張灝在《晚清思想發展試論》一文中,認為在一八九五年以前,當時所謂大儒如朱次琦、陳灃、俞樾、黃以周等人的著作中,普遍表現了對西方學術漠視的態度,所以幾乎找不到西學的蹤影。此說只有片面的理由,因為至少馮桂芬《校邠廬抗議》在光緒十年(一八八四)即已刊行了。康有為光緒四年冬辭別朱次琦,光緒五年即開始漸購西學之書,講習西學,並嘗試「參中西之新理」,定大同之制。光緒十二年,康又托張延秋勸說張之洞:「西學甚多新理,皆中國所無,宜開局譯之」。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,卷一〈原書論〉,康有為運用泰西印度諸國族文字,來證明文字發明及變遷之理,就顯示了他對西方的知識。撰寫《廣藝舟雙楫》之後,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二年寫《日本書目志》、梁啟超則著《西學書目表》;次年,梁又編纂《西政叢書》,並設大同譯書局。這些舉動都顯示了康有為對西學的關注。
不過,我們對康有為變法論的根源來自西學一類說法,卻不能不感到懷疑。從《廣藝舟雙楫》來看,書撰於「大講西學」之際,可是書中通變的觀念,仍然來自經史。西學之於康氏,恐怕跟他對待諸子佛道的態度一樣,是兼習而非根本,他主要是用西學來補充、印證、推廣他得自經史的一些觀念,所以西學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不會發生和中國文化衝突或調和等問題。換言之,在康有為看來,中國學術沒有道器之爭。
晚清學界,從洋務運動開始,多半即慣於在傳統中改革,而其改革偏重於西洋器械知識方面,所以認為政教是道、機械是器,輸入西洋機械,以謀中國富強,借以維持中國的政教,「求形而下之器,守形而上之道」來避免淪亡。
這種辦法,後來徹底失敗了,於是學者又提出新的論據,主張道器並非對立的,其關係互為表裏,透過器即可表現道,只不過道器有體用本末之異而已。例如陳熾《庸書》外篇:「道與器別,體與用殊,互為觀摩,互資補救。」(卷下〈審機〉)鄭觀應《盛世危言》:「道為本、器為末,器可變、道不可變。」(〈凡例〉)湯震《危言》:「西學只是力於器而有時暗合於道。」(卷一)都表現了這種立場。他們認為中國本來道器兼備,後來器傳入西方,故西方反而能道寓於器,中國則道隨器失;因此我們學習西方,乃是要因器求道,得其政經之道。
這種思想,雖與洋務論差異甚大,但仍是把中西當作兩個範疇對照著看,康有為的想法,則和他們完全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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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氏盤 /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CC BY 4.0


康有為的思想中,完全沒有道器的問題,原因是他並沒有通過有關洋務這一條思想背景,而直接來自公羊經學。他從不把傳統視為靜態的存在,所以他面臨的也不是傳統如何改革、或如何在西方衝擊下尋求調適之道的問題。
他認為傳統本身是動態的發展,從據亂到升平、到大同,既是聖人所說,也是人類公理。西方所得以達致者,只不過依此公理變以致之罷了。我們要從據亂逐步邁入大同,仍然必須求變。因此,不是仿效西方來變法,而是西方之經驗合乎經義,合乎經義即已獲致成效,我們自然也應當合乎經義:「泰西……皆與吾經義相合,故其致強也有由。吾……皆與吾經義相反,故宜其弱也。」(《保國會演說辭》。見左舜生選輯《中國近百代史資料初編》下)整個變法觀念的重心,始終在經,而其方法則是復古,正與他畢生尊孔保教的立場相吻合。
《廣藝舟雙楫》就暗示了他這種導向。近世論思想史者,未能參稽《廣藝舟雙楫》,故對康有為的思想路數頗有誤會處。
二、八股與楷法之問題 — — 《廣藝舟雙楫》卷六有〈干祿篇〉,討論以書法得官的問題。本篇基本立場是反對以書法取士的,所以一開始就說書本末藝,漢代並不以此講試科吏,可是從唐代以書判選士以後,竟蔚為風氣,因此他也只好來討論這種科舉的書法。篇名干祿,是特別把它跟書法藝術分開的意思。他這篇文章,如果孰悉公羊學的淵源,便可知道是仿龔定庵《干祿新書》而來的。
清朝是最重視書法選士的朝代,貢士中禮部試、殿試,都以「頌揚平仄如式,楷法尤光致」者為上選,因此楷法是和八股科考分不開的。
龔自珍自云:「中禮部試,殿上三試,三不及格,不入翰林,考軍機處不入直,考差未嘗乘軺車。乃退自訟,著書自糾,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、論墨膏筆之法五、論器具五、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、論架構之病二十有二、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、論神勢三、論氣稟七。既成,命之曰《干祿新書》,以私子孫。」(《干祿新書》序)
可見這本書是對當時風氣極強烈的嘲弄。康有為的態度,與龔自珍相似,他說:「馬醫之子,苟能工書,雖目不通古今,可起徒步積資至尚侍,耆老可大學士。苟不工書,雖有孔墨之才、曾史之德,不能階清顯,況敢問卿相?是故得者若升天、失者若墜地,失墜之由,皆以楷法,榮辱之所關,豈不重哉!此真學者所宜絕學、捐書,自竭以致精也」。這種感慨,也是極沈痛的。
此一態度,可能與康氏早歲不喜帖括之學有關,戊戌變法之前,康即主張變科舉(光緒二十一年),也可看成是《廣藝舟雙楫》這種態度的延伸。
三、關於《新學偽經考》 — — 光緒十五年秋,康有為離京返粵。冬春之間,與黃季度同訪廖平於廣雅書局,廖平出示所著《知聖篇》,康馳書痛駁。次年春,廖至廣東安徽會館訪康。至十七年四月,康有為撰《新學偽經考序》,七月全書刊成。廖平開始爭辯,認為《偽經考》即是根據他《今古學考》中〈辟劉〉一篇推衍而成。此事遂成經學史上一大疑案。
康有為弟子梁啟超相信康是深受廖平影響的;錢穆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對此事也有詳細的考證,康之竊廖,幾已論定。然而,若讀過《廣藝舟雙楫》的話,對這樁疑案,便會有新的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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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已說過,《廣藝舟雙楫》中屢屢論及劉歆偽造古文及經典事,〈原書〉第一,甚至逕云:「古文為劉歆偽造,雜採鐘鼎為之(余有《新學偽經考》辨之已詳)。」
不但如此,〈分變篇〉全文幾乎也完全和《新學偽經考》卷三下中間一大段相重複。這種現象,顯示在寫《廣藝舟雙楫》時,《偽經考》已有了部分成稿,否則縱使「余有《新學偽經考》辨之已詳」那條小注是後來補加,全書的精神旨趣也不會與《偽經考》如此吻合。〈分變篇〉,可能就是依《偽經考》底稿而修改成篇的。這種推測,我還有兩個旁證:
第一,康有為平時讀書運思,劄記甚多,此類劄記,例皆冠有標題。如《新學偽經考》成書之前,即有《毛詩偽證》、《古文尚書偽證》、《古文禮偽證》、《周官偽證》、《明堂月令偽證》、《費氏易偽證》、《左氏傳偽證》、《國語偽證》、《古文論語偽證》、《古文孝經偽證》、《爾雅偽證》、《小爾雅偽證》、《說文偽證》等。
這些東西,康有為說明是「著」,其實可能都屬劄記;陳千秋和梁啟超協編《偽經考》時,就曾運用並參考了這些資料。陳梁入歸南海門下,事在光緒十六年。依例推之,光緒十五年撰《廣藝舟雙楫》時,已有《偽經考》之草稿,實不足為奇。
第二,廖平力辨《偽經考》是竊襲《今古學考》,實在噉名,故齗齗不已。但廖平所言,亦有不盡可信之處。錢穆引其《經語》甲編卷二「丁亥作《今古學考》。戊子分為二篇,述今學為〈知聖篇〉、古學為〈辟劉篇〉」諸語,謂:「廖氏《古學考序》,自稱《今古學考》刊於丙戌,此又云作於丁亥,必有一誤。據此,則知〈辟劉〉〈知聖〉兩書均已成,何以又云己丑在蘇見俞蔭甫曰俟書成再議乎?抑猶未為定稿乎?大抵廖既屢變其說,又故自矜誇,所言容有不盡信者」。
我們推測,《今古學考》刊於光緒十二年丙戌之說必誤,其書可能至十五己丑仍未定稿,康有為也並未看到他的《辟劉篇》。因為廖氏《四益館文集.致某人(康有為)書》,自云兩人會於安徽會館時,廖出示的乃是尚未成書的《左傳經說》,且謂康有為將《左傳》歸入新學,與廖自己的看法相左。現在《偽經考》中依然將《左傳》歸入新學偽經,怎可說是康襲廖書?
依據這兩個旁證,加上《廣藝舟雙楫》所呈現的證據,康襲廖書而撰《新學偽經考》之說,似乎可以翻案了(不過,在此仍有一個疑問無法解決,因為《偽經考》卷三下那一大段跟〈分變篇〉重複的文字中,提到隸書之名,是劉歆欲黜今學,故以「以徒隸之說比之,以重辱之。」《偽經考》中注明此說為門人陳千秋說。可是《廣藝舟雙楫》這一段重複的文字,並無門人陳千秋說的小注,陳氏在此時,亦尚未就學南海。這個疑問,究當如何解釋呢?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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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以上這些問題來看,許多有關康氏思想及學術的重要問題,《廣藝舟雙楫》都能顯示重大的解答線索,此書之值得重視,自不待言。可惜近代治思想史的人多不懂書法,研究書法者,又往往忽略了藝術與思想流變的關係,不僅無人注意到晚清書法改革與思想轉變的關聯,對《廣藝舟雙楫》的精神與內涵既無從探究,對康有為的學術及思想也不易掌握了。

編按:3月19日為康有為生日(1858年3月19日-1927年3月31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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龔鵬程,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。 辦有大學、出版社、雜誌社、書院,並規劃城市建設、主題園區等。講學於世界各地,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。已出版論著150餘種,包括《文學與美學》《儒學新思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論》等。微信號:龚鹏程大学堂。微博:https://weibo.com/u/11015016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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