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

分享

龔鵬程論近代國民教育改革

教育 科舉 胡適 五四 歷史
傳統中國並不重視國家教育,萬世師表孔子就是私人講學。此後,除少數為科舉而設之州學縣學外,基本上仍是私學系統。
晚清的教育改革,就是要革傳統的命,建立一套新的國家教育體系。

一、建立國家教育新體系

所以第一步,是批傳統、誇西方。說西方之強,關鍵在國家普及教育,中國也該效法。
同治五年(1886年)第一位出訪歐洲的官員斌椿在《乘槎筆記》中即說外國廣設學校。其後李善蘭(1873年)《花之安〈泰西學校論略〉序》介紹德國「無地無學、無事非學、無人不學」,即廣為郭嵩燾、黃遵憲、王之椿、薛福成、鄭觀應、張之洞、李端棻等人所徵引,在各種著述中推廣。
光緒二十七年(1901年)張謇《變法平議》論禮部八事,第一條也就是「普興學校」。次年,負責籌辦京師大學堂而赴日本考察的吳汝綸,在給管學大臣張百熙的信中也談到:「小學不惟養成大中學基本,乃是普通人而盡教之,不入學者有罰。各國所以能強者,全賴有此。今日本車馬夫役旅舍傭婢,人人能讀書閱報,是其證也。」(《桐城吳先生尺牘》第四)。
西方列強之所以強,便這樣被理解為是國家教育普及之故。
這真是可怕的誤解。 — — 西方教育,從來就是各個教會發展起來的,是不折不扣的私學。十四世紀以後英國所謂公學(Public school),名義上是「公共學校」,實則仍是私學。是為貴族和有錢人子女開設的私立寄宿中學,跟晚清士大夫腦子裏想像的國家公共教育根本是南轅北轍兩回事。
鴉片戰爭後,外國教會在華辦的學校沿用了這個名稱,中國人也馬上響應,辦了南洋公學(盛宣懷1896年、光緒22年創建)、中國公學(1906年端方撥銀創建),雖是私辦,卻意在公共教育。
廣設學校、普及教育,這時已成為晚清士大夫之共識。他們開始辦公學,目的是促成國家教育全面公眾化。
所以,在吳汝綸寫信給管學大臣張百熙的前兩個月,張百熙已經擬定了頒發給各省的高等學堂、中學堂、小學堂章程,教育體制改革業已全面進行。次年,張之洞、張百熙、袁世凱等又奏請遞減乃至全面廢除科舉制度,兩年後(1905年)「停罷科舉,專重學堂」遂成事實,整個教育結構,徹底翻新。
科舉制度,是綿亙中國上千年,與整個知識階層、官僚體系、社會組織相互盤結,極為複雜龐大的制度叢體,卻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,被摧枯拉朽般地廢止了,可見彼時改革聲勢之大、力道之猛。從倡議到實現,不過一二十年。
但改革的重點並不在於廢科舉。科舉被廢,是因為若不廢科舉,則民間尚存觀望之心,推廣學堂便不積極。所以主軸仍在於廣設學堂、普及教育。而其所以要廣設學堂、普及教育,目的又在於強國。因此,教育轉為國家化,教育的目標亦重在培養國家所需要的國民。
當時教育改革的主要學習對象,乃是德國與日本。羅振玉即主張教育應仿效日本,「全國一切學校,悉本之學校令,即《法規大全》所載小學校令、中學校令、高等學校令、師範學校令、大學校令是也。凡設備、教科管理、教育等事,悉括其中,以便全國遵守。此中國亟當法效者」(《日本教育大旨》)。
這個主張,後來具體實現。由國家制定學校法,規定學校之組織、設備、人員編制、科系設置、教學年限、課程內容等 — — 直到今天,仍由國家推動並負責一切教育事務。

二、國家教育,首重培養愛國心

教育國家化,教育之目標自然就是培養出它所需要的國民。因此,國民教育最為重要。
所謂國民教育,是說人民均須受教育,以培養其成為國家之國民。所以國民教育也是義務教育。羅振玉曾批評日本在明治時期,「當日尚昧於義務教育之理,不知普通教育更切要於高等教育也」。
梁啟超同樣認為不能只重視大學堂,而應倒過來,「中國不欲興學則已,苟欲興學,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,強行小學制度始」(《飲冰室文集.教育政策私議》)。
光緒廿七年(1901年)夏偕言《學校芻言》中,其實也談到這些。夏氏直言,「今日欲立學校,宜取法於日本」,並說日本教育「常則重國憲、遵國法,變則以義勇奉公,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」,足為我邦楷模。後來我國義務教育一直極為強調「公民與道德」,重視民族精神教育、愛國教育,即濫觴於此。

三、國家教育,只重實用技能

義務教育的另一重點,則為羅振玉所說「人生必須之知識技能」。希望國民能識字、作文,懂些歷史地理,會算術。
然而當時認為「人生必須之知識技能」是什麼呢?辦學堂是為著國家富強等功利性考慮,學生亦以通時事世務為目標,所以傳統的經學文章,已經不需要了。需要的是外國語言和知識技能。
因此,新學堂一開始就有廢讀經書及不修習中國文辭之現象了。吳汝綸曾有《答賀松坡書》,慨乎言之:「依西人公學,數年之後,……西學未興,吾學先亡,奈之何哉!奈之何哉!」
識字作文,遂都不是傳統意義的,學堂主要是學外文和數理化。
光緒廿八年(1902年)《欽定小學堂章程》明定高小課程「或加外國文而除去古文詞」。《欽定中學堂章程》也規定:「外國語為中學堂必須而最重之功課。」故四年中各年級讀經三小時、詞章三小時,外國文卻達九小時,另加博物、物理、化學、算學等。總之是外語和實用技術性知識。
到了高等學堂,更是如此。政科、經學、諸子、辭章,三科合起來只有五小時,英文也五小時,但須加修德、法或俄文七小時,另有算學、物理、法學、名學、理財學等。
次年,《奏定高等學堂章程》又把第一類科之英文加到第一年九小時,德文或法文也九小時,中國文學與經學大義合起來則才七小時,第二年再降為六小時。在第二類科中,一年級中學亦僅五小時,英文卻為八小時,德或法文再加八小時。毋怪乎宣統二年(1910年)直隸提學司詳直督在變通文實分科時要說:「國文一科,雖非主課,然查現今中學生程度,文義太淺,舊章每星期三、四、五鐘,似未便再為減少。」
文化課,時數既少,還要特別淺易,尤其不能讓學生對傳統文化深入了。
1906年學部《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》就要求教材及教學內容俱從淺易。例如修身課講四書:「只講其淺近文義」。讀經,「亦宜少讀淺解」「尤不可好新務奇,創為異說,致啟駁雜支離之弊。中國文辭課「其要義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,解四民常用之詞句,以備應世達意之用」,所以只讓學生「學作日用淺近文字」。而且反對背誦。
即令如此,輿論仍認為還可以再淺些,次年《時報》便主張「小學者,授人以淺近之普通知識與淺近之普通文字者也」,故宜「毅然刪去講經讀經一科,將經籍要義並諸修身科目,複撰讀本,以授普通知識與普通文字」(五月廿二日)。
換言之,清末所建立的新教育體系,是讓教育歸入國家意志、政策方向中去,由國家來統籌辦理。其教學內容,因是把人民陪養成國民或國家富強之工具,所以不求高深,僅求實用並可參與世界。傳統文化,如經學、義理、詞章,則都可以簡化甚至不講。 ——這個體系及其實質,一直沿用至今。

四、教育小學生的五四文學觀

不但談現代教育問題的朋友都該從清末這場國民教育改革談起;就是後來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、文學革命,我們也該知道它也體現著國民教育的氣味。
1917年,胡適發表《文學改良芻議》,提出八事:言之有物,不摹仿古人,須講求文法,不作無病之呻吟,務去爛調套語,不用典,不講對仗,不避俗字語。」又發表了《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》,強調要建設「國語的文學、文學的國語」,就都是明顯的例子。
胡適的主張,其實就是國民教育對於學生寫作文的要求。只求以四民常用之詞句,備應世達意之用,自然不可無病呻吟、堆垛典實、套用熟調、摹仿古人。而且也一定要言之有物,不避俗字俗語。
特別是「須講求文法」這一條,歷來論者都不知胡先生為何特舉此為說,但若溯考小學堂之作文教學,即知胡先生正有所取義於斯。
《奏定初等學堂章程》已規定中國文學課程「當使之以俗語敘事」,實際教學時,亦是以口語教學生連綴成文。因此對於如何符合文法地構成文句,甚為重視,故「中國文字科下注云:講動靜虛實等字法,並句法章法綴法書法」。
當時輿論,亦對此格外強調,《時報》即主張「文法則由各品詞,以至單文;由單文以至複文」。另因英文課甚重,據趙憲初回憶,南洋公學附小須讀《納氏英文法》四本,讀到第三卷(《我所知道的南洋模範中學》)。可見文法教育在整個小學堂教學中是極為吃重的。依學制規劃者的觀念,大學仍宜講求文法。故《奏定大學堂章程》明定中國文學研究法為中國文學門之主課,其內容之中,便應講「東文文法」「泰西各國文法」。胡適特別把這點提出來,正可以表現學堂教育的特性。
胡先生八不主義中又有「不講對仗「之說,此亦小學堂教育之特色使然。
《奏定初等學堂章程》曾云:初等小學堂讀古詩歌,須擇古歌謠及古人五言絕句之理正詞婉,能感發人者。唯只可讀三四五言,句法萬不可長。每首字數尤不可多。……但萬不可讀律詩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讀古詩歌五七言均可。……其有益於學生,與小學同,但萬不可讀律詩。學堂內萬不宜作詩。
《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》《奏定中學堂章程》也都抄這段話。我們不知為什麼訂定學制者如此重視這一點,反複強調,而且用了「萬不可」這樣的字眼。但學堂教育必因此形成了新的傳統、新的特色,不作律詩、不講對仗。
如此八不,目的是要建設國語的文學、文學的國語。這「國語」,自然也是學堂教育的重點。光緒廿八年(1902年)吳汝綸就向張百熙推介了「言文一致」的日本教育,主張推行簡筆字、實施國語教育: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,吾若效之,則省筆字不可不仿辦矣。
此文所提「言文一致」之原則,後來成了五四文學運動中的主要觀念。省筆字也被發展出來。形成後來漢字拼音化、文字簡化的運動,影響至於今日。
光緒廿九年(1903年)張百熙、張之洞未採用他發展的簡筆字的建議,但採納了他發展國語之主張,於《學務綱要》中明定:「各學堂皆學官音。」
後來的國語運動,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。胡適的主張,則是依言文一致之原則,要為此統一之語言發展出文字與文學的。他所採取的文學語言,亦以北方官話及依此而形成的元明清白話文學為基底。
但胡適的白話文學史,除採擷於元明清官話系統的白話戲曲小說外,另一大半則有取於先秦以迄唐宋之淺易詩詞歌謠。這一部分,顯然也可看出有中小學教育的痕跡。
《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》云:小學中學所讀之詩歌,可相學生之年齡,選取通行之《古詩源》《古謠諺》二書,並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中之雅正鏗鏘者,及李白、孟郊、白居易、張籍、楊維楨、李東陽、尤侗諸人之樂府,暨其他名家集中之樂府有益風化者讀之。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絕句詞義兼美者,皆協律可歌,亦可授讀。
這樣的書單與教學內容,和胡適所選取的作品簡直一模一樣。
即使胡適不是抄襲它,我們也可以合理推想:此種小學堂教育所培養出來的文學感性、品味及欣賞能力,對胡適實有深遠之影響,使他在面對中國文學傳統時,主張不用典、不對仗、不避俗字俗語,講求文法,且較為欣賞樂府歌謠諺語。
五四運動發生不久,1918年《北大日刊》便展開徵集歌謠的活動,後來出版了《歌謠匯編》《歌謠選粹》,更可見此類影響並不只在胡適身上起著作用。

五、把國民看成小學生、把大學堂改造為小學堂

不只此也。晚清建立的新教育體系,其實就是著眼於啟蒙的。因為改制的關鍵,就是感到國民普遍無知,以致國力衰微。惟有教育改革,充分啟蒙,方能使一般國民「知書」「達禮」,進而強化國力。因欲使民知書,故此啟蒙教育須提供基本知識,例如使民識文字、懂算術,略曉史地理化等等;因欲使民達禮,擺脫椎魯粗俗的生活,故此啟蒙教育又須提供國民基本教養課程,以達到強國的目的。
五四運動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。因欲使一般國民均能享用文學、使用文字,故提倡白話文學、國語文學;因欲使一般國民都能具有文化教養,故五四運動頗致力於改造國民性,認為當時男女仍多獸性、奴隸性,須漸漸轉移風氣。而其目的,則也是希望借此以強國,故又為一愛國運動、民族主義運動。
這個愛國運動、民族主義運動,後來被歌頌了一百年,越拔越高。可是稽其事實,不過是晚清學制改革之延伸。發生在由京師大學堂改制成的北京大學中之五四運動,只是把小學堂之精神與教學內容,拿來做為新青年的革命武器。拒絕深刻,強力要求大學小學化,也要求傳統淺俗化。欲以此啟蒙,亦欲以此建立新的國民文學。
我們享受著這美妙的宣傳,不禁繼續哼著這樣的調子。
可是落到生活現實,每個人卻體驗著國家教育體制的磨練。磨啊磨,有人被磨得一點脾氣也無,成為渣仔、灰塵、螺絲釘;有人被磨出一腔怒火,恨不得砸爛這體制,吾與汝偕亡;有人則浮游於其間,看看能不能在磨出的槽酺汁液中吸吮到什麼甜頭。而總之,沒有人覺得教育就該這樣,可是不這樣又能怎樣?不怎樣也不會怎樣,因為沒有人再真把教育當一回事。教育改革,乃終於把教育給革了。

推薦閱讀:
  

讀中文系的人

讀中文系的人,是林文月先生一本書的書名。珠玉在前,恰好藉用來飾掩我生涯的凌亂。我的生涯,在《四十自述》《龔鵬程述學》當然已講了不少,但此處稍作補苴,也還是可以的…


  

中國近代啟蒙運動近乎是一種動物性人道主義

近代中國思想史,常被類比為西方的啟蒙運動。相關論述不知凡幾,我也不用介紹了,因為這仍是目前的主流觀點,無人不知。 啟蒙,前提是晚清民初人民皆矇不知世界為何物,所以有賴一部分已經開眼的菁英分子來啟蒙,教育民眾、喚醒中國…


  

讓我們也來庸俗地說說大學教育的錢路

湖南女孩鍾某,以676分的高考成績考入北大。但由於專業填報「考古」,很多網友對她選擇冷門專業表示不理解。認為應該選擇金融、計算機等賺錢多的專業…

#教育  #科舉  #胡適  #五四  #歷史 
分類:藝文

龔鵬程,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。 辦有大學、出版社、雜誌社、書院,並規劃城市建設、主題園區等。講學於世界各地,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。已出版論著150餘種,包括《文學與美學》《儒學新思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論》等。微信號:龚鹏程大学堂。微博:https://weibo.com/u/1101501605

評論
上一篇
  • 龔鵬程為《四庫全書.竹譜》作序
  • 下一篇
  • 誰來保護書法的中國性?
  • 更多文章
    載入中... 沒有更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