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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學已出現合法性危機

歷史 歷史學 方法論 科學化 五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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芸芸眾生,各各不同,你的未來不是我的夢。
各族群也一樣。中國人自古喜歡談歷史,有強烈的歷史意識,故天然的以為每個民族都有歷史。其實古印度人就無歷史意識、無歷史觀、也無史著。就像我們相信人都是父母生的,可是古印度人更常說是他自己輪回來的。
因為時間觀不一樣,生命觀也就不同。
觀念創造未來。因此大家分道揚鑣,各走各路,各成風景。

一、反歷史的文化

希臘文化屬於另外一型。它是反歷史(antihistorical tendency)的。
柏拉圖在《泰米阿斯篇》中說,梭倫在埃及祭司們提問時,發現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臘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古代史。所以埃及祭司恥笑道:「你們希臘人仍處在幼年時期,你們沒有從你們祖先那裏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誨,也沒有得到任何一門古老的學問。」
希臘人都不知道歷史,也不關心。歷史,在其教育中沒地位,他們也不喜歡寫歷史。這些都很像印度人。
但現代人以為非常理性的希臘人,其實很八卦,對過去事情的細節很感興趣。
所以在古希腦,無整體歷史的敘述,只喜歡談古代的事,如酒宴、景色、阿咯琉斯的盾牌等等。
被譽為「歷史學之父」的希羅多德,真是過譽了,實際比一般記者還不如。記了許多讀之失笑的雞毛蒜皮瑣事:漂亮的伊利里亞姑娘如何選擇丈夫;湖區的居民怎麼防止兒童失足落水;埃及人驅除蚊子的辦法以及蚊帳形狀;波斯國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開水;亞得利馬基第人對付跳蚤的辦法;塞西亞人怎樣擠馬奶等等。
對民族的起源、國家的形成、制度的演變、文化的傳播與發展,他卻很少涉及。換言之,關注的並非歷史,只是一些事件。猶如一位熟悉王菲和周迅戀愛史的人不能冒充為一位搖滾音樂史家。
至於《伊利亞特》等史詩不是史,則不用強調。木馬屠城、特洛伊大戰是「一顆蘋果引發的血案」、獨目巨人吃掉奧德修斯同伴、神女喀爾刻把他的同伴變成豬等等,都和海倫之美一樣,讓人難以捉摸。
因此,雖然古埃及鱷魚木乃伊肚子裏已發現了寫有荷馬史詩片段的莎草紙,但這種民間揚抑格六音步短歌集,就跟唱著蔡伯喈負心的戲曲《琵琶記》一樣,不但非史,抑且反歷史。
熱衷瑣事、關心「雜」的另一面,就是追求「一」。追求永恒、確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,是希臘人的思維特徵與生活方式(他們閑著沒事,喜歡躺著與男朋友聊這些,做為風雅的社交活動,愛男子也愛智)。
他們認為,哲學和科學的使命就是尋求世界的秩序和確定性。不管是泰勒斯、畢達哥拉斯,還是德謨克利特,哲學家們都在尋找世界的本原。這種尋找世界本原的哲學活動,與歷史學意義上的「尋根」完全是兩回事。強調的是永恒、是一,而不是多、不是變化。

二、科學的歷史學

所以,西方從來沒有史學。現在聲勢浩大的史學家、史學學科,都是在十九世紀才模仿自然科學建立的。
十九世紀,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歷史哲學家。
注意,仍是哲學。是哲學地想歷史是怎麼回事,而非從歷史出發的史學。這是文藝復興以後,學習希臘文化的一種成果。爭論著:歷史是科學嗎?理性和邏輯在歷史學科中起什麼作用?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關係是怎樣的等等。
這些又都圍繞著一個根本問題:歷史是個必然過程嗎、如何看待歷史必然性?19世紀三大歷史哲學(黑格爾歷史哲學、唯物史觀、批判的歷史哲學),對此,看法完全不同。
但基於「事實」的歷史研究(如中世紀德國財政史、行會組織、不列顛棉紡史、毛紡業史,乃至古代藝術史之類),因緣際會,卻也展開了。
這是因為各國忽然大力開放和整理官方檔案。
法國大革命後,貴族的傳統勢力日衰,新興資產階級力量日盛,拿破侖征戰所引發的民族利益之爭也強化了社會矛盾。因而十九世紀初,各國都允許人使用檔案文獻材料,以證明統治的合法性。
政府和書生一樣,其困境都是:要通過敘事來打破困境。
所以大家都熱衷於檔案文獻的整理,或資助研究者整理史料。如德國出了大部頭《德意志史料集成》,法國也出了《法蘭西未刊文獻匯編》三百卷,包含手稿、特許狀、執照、編年史、回憶錄、通信以及各種著作。
這本來是古來偷窺八卦之遺風的擴大,但評價變了。檔案史料,被認為是客觀的紀錄;對之進行類似科學方法的考證,即能達成如科學知識一般可靠的歷史知識。
「科學史學」即形成於這種「歷史是一門科學,不多也不少」的氣氛中。
他們強調掌握第一手史料,否則不能說明歷史真相。蘭克的《教皇史》《宗教改革時期的德國史》等均以史料考證著稱,促使歷史研究建立在檔案的基礎上。用以強化國家意識,體現「史學是近乎科學的客觀知識」。
國家,是的,現代史學的老闆是政府。獨立的個人意志和私史,已無生存的空間,史家要靠官方機構、資金、項目、檔案、職位和發表的地方,才能存活下來,好好地證明統治的合法性。
其證明,被宣稱為科學。所以馬克思隨即在《德意志意識形態》中強調: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,那就是歷史科學。
這是一次重要的歷史轉折,反歷史、不重視歷史的西方文明,竟走到了它的對面,變生出一個新的歷史時代。
在這時代,歷史就漸漸取代了哲學。

歷史 歷史學 方法論 科學化 五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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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的歷史時代

許多人搞不清楚情況,仍把哲學當作西方文化的核心。或說它只是重心有了點轉移,從形上學轉到認識論,再到語言學,所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有個「語言學的轉向」,哲學仍然頗有發展。
其實,語言學的轉向只是哲學內部的事,是分化了而不是擴大。此後分之又分,語言哲學、藝術哲學、科學哲學、技術哲學、社會哲學、經濟哲學、教育哲學……,不斷應用化、瑣細化,事實上也就愈來愈不重要,距離從前所謂的哲學也愈遠。
亞里士多德曾把人類的知識分為三部分:最基礎的部分是樹根,是形而上學,它是一切知識的基礎(所以笛卡兒《形上學沉思錄》又稱為《第一哲學沉思錄》);第二部分是物理學,好比樹幹;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學,如樹枝。如今First Philosophy早已沒人談了,第二級的物理學又移出了哲學領域,剩下來,全是第三級的東西。
故哲學雖尚未死,二十世紀以來,實是衰微日甚。哲學家,談來談去,仍是康德、黑格爾、馬克思,後面皆其緒餘、補充或不成對手的挑戰,並未有足以另開一代的人物。
史學就不一樣了。
史學(研究不可見的過去)雖與形上學(研究看不見摸不著的上帝)同樣在談不可知的東西,但因性質相同,又宣稱能通過史學方法讓人可知可見,當然很快就取代了形上學。
學科的正當性及教學研究體制又迅速建立完成。歷史系比哲學系更多、更好招生、更好就業,也加速了哲學的邊緣化。
被重建的歷史,又如小說或新興的電影藝術,可把過去演示於觀眾面前。在大眾傳播市場上,遂亦遠比哲學受歡迎。名人軼事、緋聞八卦、秘聞奇談、明暗鬥爭,更都可附麗於史考史述之中,誰不喜歡?
故從此以後,史學就在科學化、客觀化、如實重現歷史場景的路子上不斷前進。且隨著殖民擴張,歐洲人在全世界建了無數歷史系,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士碩士博士,每個系,入門就都在講科學的史學方法。
中國當然也是如此,但略顯曲折。
1902年,新設的現代學堂才開始設置「史學」課,次年改稱「歷史課」。這是我國最早出現的「歷史」一詞及「史學」課程。
在此之前,「歷史」的含義僅用「史」字代表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說:「史,記事者也;從又持中,中,正也。」謂史即記事者,也就是史官。換句話說,被文字紀錄的事情才叫史。歷史一詞,雖然《三國志.吳書.吳主傳》注引《吳書》提到吳主孫權「博覽書傳歷史,藉采奇異」。但史前加的「歷」字是指曆法,跟近人說的「歷史」不是同一個概念。
近代日本學者才用「歷史」一詞翻譯英文「history」,並以進化、文明、近世、國家、社會、國民等具有一般思想史意義的史學術語來敘述中國史事,建構出仿擬西方史學的東洋史學。夏曾佑並於1902至1906年參考其論述,編出第一部新式中國通史教科書《中國古代史》。 — — 也就是說,當時國人皆取徑日本,接上洋流。
其後胡適的「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」、傅斯年的「上窮碧落下黃泉,動手動腳找材料。一分材料說一分話,沒有材料就不說話」,也都是向西方取經的遺跡。而且,熟悉近代思潮的人都知道:新建構的西式史學,乃是五四運動以來推動新思潮和社會發展的發動機。

四、後史學的鐘聲

你也許要說:我國自有悠久的史學傳統,何至於此?
是的,我們有不同的史學。可惜近代是個打倒傳統的時代,所以由清末引進新式學堂之後,所有史學及歷史系都是學西方的。從梁啟超,到現在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,都在提倡不同名目的「新史學」以打倒傳統、改造傳統。故現代中國史學最不中國。
面對西方史學,我們本來可以形成對抗或挑戰。但人為刀俎、我為魚肉,想保衛自家傳統都很困難,哪還有力氣、資格反省西方?敢稍微回回嘴,就會被群嘲群毆了!
質疑、批判、反省的力量主要還生成於西方內部,大體脈絡有三:
一是從事實層面質疑客觀研究這回事。例如蘭克本身就被證明是代表德意志帝國的利益而考史,所謂科學的純學術研究只是一則神話。而後來史學界內部主要也就靠揭發別人的研究不客觀、不嚴謹來運作,考來考去、罵來罵去。
二是把這種質疑,從個人、史實層面,提到方法論層次。說人文學絕不可能客觀,跟科學不同。因為歷史不能重演、不能實驗、已消失的史事與人物也不可能再生、保存的史料更是絕對不可能完整、歷史知識既有缺漏又常會被新證據推翻(「歷史知識的不完整性」和「歷史知識的不確定性」),故史學有與科學不同的方法論與目標。卡西爾的人文科學、狄爾泰的精神科學,都屬於這一路。
三是與此異曲同工的雷蒙、阿隆、卡爾、柯林武德、克羅齊等所說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」「歷史是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」。強調歷史研究不是服務於過去,而是與研究者當下的思維意識、存在情境息息相關的。

五、史學的合法性危機

當然,這些質疑,並未停止史學建制化的大潮流,史學之科學化(包括量化、社會科學化)愈來愈暢旺、愈來愈理所當然。
因為學科建設成了體制,就如泥水成了碉堡,甚難摧毀,只能等,等裏面的人老、死。
可是質疑也終不可能無效,否則怎麼能符合歷史「變」的規律呢?
碉堡無論如何堅固,都有願意出來透透氣的人,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發展出的「後現代史學」就堅決反對歷史學的科學性。認為歷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主體價值的介入,因而無法實現客觀性。
同時史學也不能進行理論模式建構的宏大敘事,跟科學研究有根本差別。史學若有「元敘事」,也是純粹的主觀建構,且是握有權力的團體在建構,它會隨權力主體的變化而變化,根本不存在有可對它們證實的客觀標準。像法國大革命、拿破侖之評價、天主教歷史作用、中國共產革命的性質等問題,永遠吵成一團,去哪找客觀敘述與評價標準?
因此,後現代史學認為不必去妄想重建史實、進行歷史解釋和理論建構,能復興「敘事史學」,講講故事就萬幸了。
歷史認識論和歷史編纂學乃因此產生了重大顛覆,史學出現了合法性危機。
只有當代中國史學可以避開這些危機,因為只是仿擬。鏡子不會有什麼危機,只要政黨不敲破他們的鏡子,他就可以繼續映照著,讓你彷彿看見他自己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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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:藝文

龔鵬程,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。 辦有大學、出版社、雜誌社、書院,並規劃城市建設、主題園區等。講學於世界各地,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。已出版論著150餘種,包括《文學與美學》《儒學新思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論》等。微信號:龚鹏程大学堂。微博:https://weibo.com/u/11015016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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