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2

分享

宣我情性:書品與人品

書法 藝術 人品 秦檜 德行

蔡京《草堂詩題記》紙本行書(局部) 縱24.8 cm / 臣聞唐有天下 不能追法先王 其政之所施 與士之所學 皆同乎流俗 合乎污世 其文鄙朴 /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一、

啟功先生〈論書絕句〉第十一首注:「唐人楷書手寫本,莫不結體精嚴,點畫飛動,有血有肉,轉側照人。校以著名唐碑,虞、歐、褚、薛乃至王知敬、敬客諸名家,並無遜色。所不及者,官耳。官位愈高,則書名愈大」。
第十二首論宋四家蘇黃米蔡,則說蔡不應是蔡襄,只能是蔡京蔡卞。而古人所以以蔡襄代之,當是受「德成而上,藝成而下」傳統儒家觀念之影響。
所以啟功先生痛批:「古之所謂德成者,率以其官高耳」。其論書絕句自書本更有自序說:「又見古之得書名者,並不盡根於能。官大者奴僕視家人、名高者生徒視儕輩,其勢其地既優,其跡其聲易播」。
先生反對以心術德行人品論書,論蔡京蔡卞如此,論王鐸亦如此。舉倪雲林題王黃鶴畫之語以夸王鐸曰:「王侯筆力能扛鼎,五百年來無此君」。評價可謂極高矣。而在理論上,先生更直接駁斥柳公權「心正則筆正」之說,認為「筆下之美惡與心中之邪正,初無干涉」。
我有一篇文章論〈書法真精神〉,曾反駁過先生,認為先生糊塗了,自相矛盾,往往前言對不上後語。例如他說書法史上得名者多半是因官大,則蔡京蔡卞不更是大官嗎?為什麼大家一般並不推崇他們,竟要勞先生來翻案?「德成而上」之德,又能解釋成官嗎?先生名高,恐遂放肆而言矣!
至於「心正筆正」,本為柳公權勸諫之言,先生借題發揮,將人品與書跡分開,益可見先生宗旨只在書跡層面。從前,劉勰品藻群言,題其書曰:「文心雕龍」。先生論書,卻是僅及其跡,不肯談心的,令人有點莫名所以。
考《西京雜記》曾載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,意思蕭散,不復與外事相關,控引天地,錯綜古今,忽然如睡,煥然而興,幾百日而後成。曰:「……賦之心,包括宇宙,總覽人物,斯乃得之於內,不可得而傳」。賦有賦之跡,合纂組以成文,列錦繡而為質,一經一緯,一宮一商是也。然而賦不只有賦之跡,還有賦之心。此理連司馬相如都懂,可惜啟功先生不知,以為論心即是論道德,於中國藝術傳統真是太隔閡了!
蘇黃米蔡四家之說,始於元人。然王芝〈跋蔡襄洮河石硯銘〉即已以蔡襄為四家冠冕。認為蘇黃米蔡四家之蔡應該改為蔡京蔡卞,要晚到明人王紱,而清葉昌熾《語石》提倡尤力,賞其狂狷。啟功先生不過拾其餘瀋而不知其非也。考宋人書論,大抵皆只言蔡襄,齒及京卞者甚少。
如倪思《經鋤堂雜誌》云:「本朝字書惟東坡、魯直、元章。然東坡多臥筆,魯直多縱筆,元章多曳筆。若行草尚可,使作小楷則不能矣。……獨蔡君謨為冠,餘子不及」,朱子亦曰:「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,近見蔡君謨一帖,字字有法度,如端人正士,方是字」。可見一時公論如此,非只東坡一人推其為本朝第一也。蔡京蔡卞哪裡有此地位?趙孟頫〈評宋十一家書〉,只說蔡端明如周南后妃,容德兼備,而略不及京卞。益可知宋元人論四家,必不以京卞為是。葉緣督有取於京卞之狂之狷,遂不知古人本以中和為高也。
以上是舊作中不同意啓功先生的論點,現在就還要接著談下去。

二、

啓功先生字好名高,但見識淺俗,一如其詩。說古來書家擅名者都只因官大,正像許多人以為王羲之之地位是唐太宗捧起來的,都是把世俗權勢跟文化藝術領域的權威混為一談了。
什麽是文化藝術領域的權威呢?
鍾嶸《詩品》說得好:「陳思之於文章也,譬人倫之有周孔,鱗羽之有龍鳳,音樂之有琴笙,女工之有黼黻。俾爾懷鉛吮墨者,抱篇章而景慕,映餘暉以自燭。故孔氏之門如用詩,則公幹升堂,思王入室,景陽、潘、陸,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」
權威勢力是分領域的,禽獸世界以龍鳳為尊、人倫領域以周孔為表率、詩中有此地位的,他認為是曹植。而曹植在現實政治領域,則恰好是吃癟的。後世稱為詩仙、詩聖的李白杜甫,官爵也都不高,人們愛敬他們的詩,遠勝於那些也寫詩的帝王如乾隆等。
這不是很淺顯的道理嗎?無奈弄不明白的依然大有人在。例如一談到孔子的地位,就說是因帝王之提倡;談到儒學在歷史上的發達,也說是因帝王獨尊了儒術;談到唐詩之興盛,那不消說,更是帝王之提倡;書法,王羲之的權威,還是帝王提倡;至於其他書法名家之所以有名,亦「率以其官高耳」。
這不可笑嗎?大抵俗人眼中只看到官爵,根本不知藝術、不懂文化,不知文化領域和政治領域之分立,正是懂藝術的第一步。分不開,就甭談文化藝術,官大學問大就好了,還談什麼?
文化藝術領域不但與政治領域是分立的,具有自主和獨立性,他們還可能會有衝突。得意於此者,往往失意於彼。這就是「詩能窮人」「詩窮而後工」一類論述之由來。
無論是司馬遷說的:「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賦《離騷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國語》;孫子臏腳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韋遷蜀,世傳《呂覽》;韓非囚秦,《說難》《孤憤》;《詩》三百篇,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鬱結,不得通其道,故述往事,思來者,乃如左丘無目,孫子斷足,終不可用,退而論書策,以舒其憤,思垂空文以自見」;或歐陽修《梅聖俞詩集序》:「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,夫豈然哉!蓋世所傳詩者,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……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,殆窮者而後工也」,都點出了兩者常不相容。
人在這兒,不能什麽都想要,須有個價值的抉擇。
旁人看你,也是如此。孔子、關公、岳飛、文天祥,現實政治上可能沒什麼,甚且也可說是失敗者,但大家推崇尊仰的是另一種價值,決不會相混。宋代四大家,蘇黃米蔡。黃庭堅的官,最高做到起居舍人,修史,然後就一路貶官,一直貶到廣西宜州,病死了事。米芾亦不過是書畫博士。做官,對他們來說,殆僅屬於「家貧始以官為業」而已。令他們擁有權威、使人欽仰的,難道是他們這芝麻大點的官銜嗎?

書法 藝術 人品 秦檜 德行

宋米芾蜀素帖 卷(局部) /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
三、

以上是就理上說,底下再從事上分析。
書法史上最大的權威,是王羲之。但你若以為王羲之是帝王捧起來的,那就剛好倒果為因了。
王羲之的字,當時就有名,許多人狂熱地喜歡。喜歡到什麽程度呢?一是採用「逼奪」和「蒲博」的方法去收集王書,桓玄就是一例。其次是收集到之後,頗有人拿它殉葬,王羲之的妻弟郗曇就是一例。《陳書》卷二十八《始興王伯茂傳》記載:
是時(陳天嘉二年,561)征北軍人于丹徒發郗曇墓,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明賢遺蹟。事覺,其書並沒縣官,藏於秘府。世祖(陳文帝)以伯茂好古,多以賜之。由是伯茂大工草隸,甚得右軍之法。
郗曇比王羲之小十八歲,昇平五年(361)正月去世。王羲之也在這一年謝世。
當時還有人假造王書換錢,虞龢《論書表》記載:
羲之為會稽、獻之為吳興,故三吳之近地,偏多遺跡也。又是末年遒美之時。中室宗室,諸王尚多,素嗤貴遊,不甚愛好,朝廷亦不搜求。人間所秘,往往不少。新渝惠侯雅所愛重,懸金招買,不計貴賤,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,以茅屋漏汁變紙色,多以勞辱,使類久書,真偽相糅,莫之能別。
王羲之在世時,他的書跡已有市場價值了。據《晉書》記載,他在老嫗賣的六角竹扇上戲筆五字,每扇能由原來的二十錢賣到百錢;寫一通經文,可以換得白鵝一群。可是這裡明說當時「諸王不甚愛好,朝廷亦不搜求」,新渝惠侯是個例外。顯示熱愛王書,風氣實是由下而上,王公階層是漸漸才受感染的。
新渝惠侯叫劉義宗,是劉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從子。懸金招買王書,往往收到一些假貨,也顯示了他們本來就對王字不太熟悉,難怪初涉此一領域還須交點學費。
後來梁武帝內府所藏,情況也一樣,有不少贗品。梁武帝與陶弘景書疏往還,有不少就是討論王書真偽的,例如:
近二卷欲少留,差不為異,紙卷是出裝者,既須見,前所以付耳。無正,可取備於此,及欲更須細書如《論》(《樂毅論》)、《箴》(《太師箴》)例,逸少跡無甚極細書,《樂毅論》乃微粗健,恐非真跡。《太師箴》小複,方媚,筆力過嫩,書體乖異。(與陶弘景《論書啟》九首之二)
陶弘景也認為:「《樂毅論》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,今旨以為非真,竊自信頗涉有悟」(《論書啟》九首之三)。又說:
第二十三卷。按此卷是右軍書者,唯有八條。《臣濤言》一紙,此書乃不惡,而非右軍父子,不識誰人跡,又似是摹。《給事黃門》一紙,《治廉瀝》一紙,凡二篇,並是謝安、衛軍參軍仁靖書,後又《治廉瀝狸骨方》一紙,是子敬書,亦似摹跡。右四條非右軍書。
二十四卷,今見有二十一條在。按此卷是右軍書者,唯有十一條,並非甚合跡,兼多漫抹,於摹處難復委曲。前《黃初三年》一紙,是後人學右軍。《繆襲告誓文》一紙,是許先生書。《抱憂懷痛》一紙,是張澄書。《五月十一日》一紙,是摹王瑉書,被油。《尚想黃琦》一紙,《遂結滯》一紙,凡兩篇,並後人所學,甚拙惡。《不復展》一紙是子敬書。《便復改月》一紙,是張翼書。《五月十五日繇白》一紙,亦是王瑉書。《治咳方》一紙,是謝安書。右十一條非王右軍書。
這講的是內府收藏的前代王羲之書跡的卷帙中,雜廁不少仿學和偽跡。可見學王和偽王已有長久的歷史了。
陳、隋之際,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借集王字的《千字文》來推廣王書,據說寫了八百本,浙東諸寺,各施一本,王書更是遍天下。我另有一篇文章則說到了西北敦煌新疆的人寫字也學王《蘭亭序》、智永《千字文》。可知王字在唐太宗推崇之前老早就是最大的權威了,太宗不過是隨順潮流而已。
蔡京的情況與王羲之相反,是帝王推崇提倡而終於沒提倡起來的。
明代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說:「宋人書例稱蘇、黃、米、蔡者,謂京也。後人惡其為人,乃棄去之而進君謨書耳。君謨在蘇、黃前,不應列元章後,其為京無疑矣。京筆法姿媚,非君謨可比也。」清杭世駿《訂訛類編續編》也將「蘇黃米蔡非蔡襄」,作為「人訛」的一個事例。
他們都替蔡京抱不平,認為蘇黃米蔡之蔡,原本應該是蔡京。好吧,假設當時蔡京果然有此盛名,氣壓蔡襄,可是後來又怎麼樣了呢?不是人皆棄之嗎?
事實上蔡京也確實是個沒捧起來的權威。最捧他的人,就是宋徽宗。
史載,某年夏天,兩個下級官吏侍奉蔡京,不停用扇子為他扇涼。蔡京喜之,遂於扇面上題了兩句杜甫詩。後來才知道他們的扇子被一位親王花兩萬錢買走了。兩萬錢,大約是當時一戶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銷。而這位親王,即是後來的宋徽宗。可見宋徽宗早就是蔡京的超級粉絲。
後來,徽宗還在《宣和書譜》中替蔡京大肆吹噓:
性尤嗜書,有臨池之風。初類沈傳師,久之深得羲之筆意,自名一家。其字嚴而不拘,逸而不外規矩。正書如冠劍大臣議與廟堂之上,行書如貴胄公子,意氣赫奕,光彩射人。大字冠絕古今,鮮有儔匹。本朝題榜不可勝計,作「龜山」二字,盤結壯重,筆力遒勁,巍巍若巨鼇之載昆侖,翩翩如大鵬之翻溟海,識與不識,見著莫不聳動,斯亦一時之壯觀也。
皇帝吹捧臣子書法,從古至今,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吧?但即使如此,徽宗也只能替蔡京爭地位爭到可與蔡襄並駕齊驅而已:
大抵學者用筆有法,自古秘之,必口口親授,非人不傳,由唐以來,學者相宗,方造其妙。至五季失之所傳,遂有衰陋之氣。京從兄襄,深悟厥旨,其書為本朝第一。而京獨神會心契,得之於心、應之於手,可與方駕,議者謂飄逸過之。
你看這一段就知道:一、蔡襄為當朝第一,是當時公論。二、所以徽宗先說蔡京與他的淵源。然後說蔡京可與之方駕,而以飄逸見長。三、後人說蘇黃米蔡之蔡本是蔡京,後世討厭其人,才以蔡襄代替,明顯是胡扯。
同樣據說是深受皇帝喜愛而獲推廣的,是秦檜的字。
網上現在有許多文章介紹秦檜的字,說怎麼怎麼好,可惜後世因人廢字。還說秦檜任御史臺左司諫時,發現各地的公文字體不一,很不規範,乃在仿照「瘦金體」字體的基礎上創造出了一種獨特字體,工整劃一,簡便易學。徽宗當即下令秦檜將其書寫範本發往全國各地,統一書寫公文。後來這種字體逐漸演變為現在印刷常用的「宋體字」。
其實宋體是明代才出現的,跟秦檜一點關係也無。清蒲松齡說過:「隆、萬時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,謂之宋體。刊本有宋體字,蓋昉於此」。錢泳則云:「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為方筆,非顏非歐,已不成字」。錢大鏞《明文在》也說:「古書俱係能書之士,各隨其字體書之,無所謂『宋字』也,明季始有書工,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」。
此類字體,始於隆萬之際,後乃通行。最初是在復刻臨安書棚本時將筆劃加以直線化,嘉靖三十二年刊刻的《墨子》已經成型。因出版界當時多翻刻宋本,為求便捷,所以如此。康熙間才定名為宋體字。日本十九世紀制造鉛字字模時,則稱為明體。
所以說宋體字是秦檜發明的,就跟說太師椅與燴麵跟他有關一樣,都屬於民間的野語鄉談。
秦檜的字,存世不多,《偈語》帖最著名。凡23行,行2–5字不等,計110字,殘5。首題「秦檢書偈語」尾落朱文「秦」「檜」二印,另有鑒藏數枚。用筆率意自然舒暢,結字不滯不板,其筆意結體與蔡京兄弟非常相似。

四、

蔡京、秦檜是權貴,但是是在書法史上沒被捧起來的權威,人言俱廢。雖然如上文所述,頗有些人搧冷焰,仍想替蔡京爭那個「蔡」字,但總也搧不起來。
另有一些,則是其人本身雖遭詬病,可是其書法藝術還是被承認的,所謂「不以人廢言」。嚴嵩、王鐸就屬於這類。
傳世嚴嵩書法作品,有三類:一是榜書,擘窠大字,原在北京西城區東大高殿外牌坊上的「孔綏皇祚」「太極先林」「弘佑天民」「先天民境」,西城區原景山大門上的「北上門」,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樓上的「萬邦總憲」,宣武門菜市口的「西鶴年堂」和門聯「用收赤箭青芝品,制式靈樞玉版篇」,前門外鐵柱宮許真人廟裏的「忠孝」「淨明」,以及前門外糧食店的「六必居」、崇文門的「至公堂」,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「翰林院署」等都是。天津薊縣「獨樂寺」、山海關的「天下第一關」、山東曲阜的「聖府」等也是。
二是碑文,如現存湖南永州柳宗元紀念館的「尋愚溪謁柳子廟」、杭州西湖嶽飛墓旁的「滿江紅」詞。三是手卷千字文。嚴嵩曾於嘉靖三十五年「題手書千文後」自述:「予昔養屙鈐山,得古法書,山林日永,飽時無事,時有臨池之興,雖風雨寒暑不輟。歐陽公謂學書為靜中至樂,信然。既入政途,故步都忘,偶於笥底得舊所臨千文帖,率皆斷簡殘楮無足觀者,兒輩稍聯屬以成斯卷,因識而存之,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題。」
嚴嵩詩才書藝都可觀,書法情況如上述,詩則有《鈐山堂集》。明人何良俊說:「嚴介老之詩,秀麗清警。近代名家,鮮有能出其右者,作文亦典雅莊重,烏可以人而廢之?」大抵也就是士林公論。
王鐸又稍有不同。王鐸在當時雖有書名,但康雍乾乃至嘉慶咸豐,其實都不顯,沒被真正推重過。到了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》才認為王鐸書法勝過董其昌。吳昌碩也稱贊:「文安健筆蟠蛟璃,有明書法推第一」。後來孟海先生評:「(王鐸)一生吃著二王法帖,天分又高,功力又深,結果居然能得其正傳,矯正趙孟頫、董其昌的末流之失,在於明季,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」;啟功先生評:「覺斯筆力能扛鼎,五百年來無此君」,地位可說愈來愈高。談藝者,僅以藝重,不甚討論其人品問題,呼應著那句老話:不以人廢言。

五、

蔡京秦檜嚴嵩王鐸這些人,雖情況不盡相同,但他們共同帶出了一些書法理論上的問題。
文字書寫,歷來視為心聲之表達。故揚雄《法言.問神》說:「言不能達其心,書不能達其言,難矣哉!惟聖人得言之解、得書之體,白日以照之,江河以滌之,灝灝乎其莫之禦也。面相之、辭相適,捈中心之所欲,通諸人之嚍嚍者,莫如言。彌綸天下之事,記久明遠,著古昔之㖧㖧,傳千里之忞忞者,莫如書。故言,心聲也;書,心畫也。聲畫形,君子小人見矣。聲畫者,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?」
接著就是蔡邕的《筆論》說:「書者,散也。欲書先散懷抱,任情恣性,然後書之。若迫於事,雖中山兔豪,不能佳也。夫書,先默坐靜思,隨意所適,言不出口,氣不盈息,沉密神彩,如對至尊,則無不善矣。」不但說寫字是抒情之活動,更強調寫字本身就需要有內在的修養工夫,開啓後世無數法門。
如虞世南《筆髓論契妙》即說:「欲書之時,當收視返聽,絕慮凝神,心正氣和,則契於妙。心神不正,書則欹斜,志氣不和,書則顛僕。」就是呼應蔡邕所說,強調作者心氣要正要和。
後世這類言論太多了,俯拾即是。如宋朱長文《續書斷》謂「子雲以書為心畫,於魯公信矣!」清劉熙載《藝概》說:「揚子以書為心畫,故書也者,心學也。心不若人而欲書之過人,其勤而無所也宜矣」「書,如也,如其學,如其才,如其志,總之曰如其人而已」等等。
這是我國書法批評的主脈,創作論、鑑賞論都由此展開。
主脈大方向如此,當然也就會有一些偏偏不服氣的言論。龍肝鳳膽吃久了,還會想嚐嚐臭豆腐醃螺絲呢,何況文人立說,總希望「唯陳言之務去」,所以有些反對的言論,也屬正常。
可是,這個大原則是不能反對的,反對了就不是中國書法。
所以,許多看似反對的意見,其實都不是真反,而是在這大脈絡底下再做理論的分疏,或者另有因緣。
例如蔡京之所以被重新抬出來,是因為覺得蔡襄的風格太老氣了,中和敦厚,故覺得蔡京蔡卞之狂狷比較新鮮。
王鐸被康有為吳昌碩等人抬舉起來,壓過董其昌,也是一樣的邏輯。跟當年某些人抬高王獻之以壓低王羲之的情況類似。獻之今妍,勝於羲之古質,故為求新求變者所賞。
但王獻之沒有人品上的問題,蔡京他們有。所以欲抬舉此類書風,還須先處理其人品問題,呼籲大家勿以人廢言。
換言之,重點在提倡新風格,而非否定書法與人品之關係。
抬舉這些有爭議的人物,還跟距離有關。異代而後,人物的政治道德爭議,一般都會減淡,所以較可以撇開那些,獨論其藝。蔡京在當時,誰欣賞他的字?在赴儋州貶所時,身上有的是錢,但有錢也買不到東西,老百姓都不賣給他。最終感慨:「京失人心,何至於此!」活活餓死於潭州(今湖南長沙)。這時,你說「蔡京字好,我們來學他,勿以人廢言」,老百姓會不會揍你?
是以元朝以後才有人認可蔡京的字,而王鐸之翻身,則和日本書法家村上三島有關。日本還有以專門研究王鐸書法而聞名的伊藤松濤,著有《王鐸書法分析》《王鐸書法年鑒》《王鐸字典》等。王鐸書法作品,也因日本人大量收藏而成為搶手貨,價格不斷飆升。二十世紀末的國內拍賣會的王鐸作品,幾乎都被日本買家購往日本。日本還因此衍發成一派別,稱為「明清調」。甚至把王鐸抬為第一,說了許多「後王(王鐸)勝先王(王羲之)」之類離譜的話。
這就是距離,時間的和空間的距離。
而借助距離,重新發掘這些人的作品之美,看起是來有點反叛傳統人物定評之架勢;然而其實更鞏固了傳統的論點。怎麼說?呀,你忘了「不以人廢言」正是孔子的話嗎?《論語.衛靈公》曰:「君子不以言舉人,不以人廢言。」
不以言舉人、不以人廢言,清楚說明了人與言是兩個範疇,各有其獨立性,不必混為一談。

書法 藝術 人品 秦檜 德行

論語集解 元盱郡覆刊宋廖氏世綵堂本 /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
六、

但這兩個範疇也不是絕對無關的。各有獨立性,也仍會有其關聯,所以獨立性是相對的。這時,補充的說明就是《論語.憲問》曰:「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,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這段話要分別解釋:先說有言者不必有德。
有言者不必有德,猶如勇者不必有仁。不必,是未必的意思。孔子經常提醒這一點,例如《論語.陽貨》:「好仁不好學,其蔽也愚;好知不好學,其蔽也蕩;好信不好學,其蔽也賊;好直不好學,其蔽也絞;好勇不好學,其蔽也亂;好剛不好學,其蔽也狂。」《論語.泰伯》:「恭而無禮則勞,慎而無禮則葸,勇而無禮則亂,直而無禮則絞。」仁者未必智、勇者未必不亂。有言者也一樣,會說話擅寫文章的人,不一定道德也高。
蔡京秦檜嚴嵩王鐸這一類人都屬於此等,故孔子說我們不必以人廢言。在這個層面,論人可存恕道,毋庸求全。同樣,以人舉言,也亂了分際。
這就提示了「言」本身有其價值和創造條件,跟仁德並不相同相等。這屬言的部分,在書法領域,即是字的結體、點畫、力度、氣勢等等,猶如言說中的音聲修辭氣口等等。
書法理論,從蔡邕《筆論》《篆勢》《隸勢》《九勢》以下,就一直很注意這「言」的問題,這些文獻講的都是言:
筆論:為書之體,須入其形。若坐若行,若飛若動,若往若來,若臥若起,若愁若喜,若蟲食木葉,若利劍長戈,若強弓硬矢,若水火,若雲霧,若日月。
篆勢:體有六篆,要妙入神。或象龜文,或比龍鱗,紆體效尾,長翅短身。頹若黍稷之垂穎,蘊若蟲蛇之棼緼。揚波振激,鷹跱觶鳥震,延頸協翼,勢似淩雲。
隸勢:或穹窿恢廓,或櫛比針列。或砥平繩直,或蜿蜒膠戾。或長邪角趣,或規旋矩折。修短相副,異體同勢,奮筆輕舉,離而不絕。纖波濃點,錯落其間。
九勢:夫書肇於自然,自然既立,陰陽生矣,陰陽既生,形勢出矣。凡落筆結字,上皆覆下,下以承上,使其形勢遞相映帶,無使勢背。轉筆,宜左右回顧,無使節目孤露。藏鋒,點畫出入之跡,欲左先右,至回左亦爾。藏頭,圓筆屬紙,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。護尾,畫點勢盡,力收之。疾勢,出於啄磔之中,又在豎筆緊趯之內。掠筆,在於趲鋒峻趯用之。澀勢,在於緊駃戰行之法。橫鱗,豎勒之規。此名九勢,得之雖無師授,亦能妙合古人。須翰墨功多,即造妙境耳。
講的都是如何轉筆、如何藏鋒、如何橫澀疾掠、如何產生形勢、如何結構字體之類問題,而且告訴你:書法沒什麼其它祕訣,只要就此用工,自能成就。後來《筆陣圖》之類,均沿此說而發展。
由這一層面看,言確實與仁德無甚關係,書法完全可以從形式面去掌握。可是假如僅如此,為什麼孔子又說「有德者必有言,仁者必有勇」呢?
有德者必有言,剛好又打破了言德分開的格局,把言德拉到一起了。可是,卻又不是有言者必有德,而是有德者必有言。這是什麼緣故?
原因是言必有發言者,發言者的心理狀態、言說情境、對所言內容的自我認同程度等等,在在影響其言之表現。一個人口才不論如何好,說謊騙人,總逃不過測謊儀。測謊儀是機器,只會從言本身去檢查判斷,但這言本身卻也就洩漏了言說者內在的心志情意狀態。
所以書法理論不但要討論言,還要討論如何言,由「言」追究到「所以言」。書論裏那一大堆教人治心養氣、調理情性的文獻,取徑都是如此。而且不是後來才如此,一開始就這樣了。如蔡邕《筆論》,一共兩段,第一段「書者,散也。欲書先散懷抱,任情恣性,然後書之」云云;第二段「為書之體,須入其形。若坐若行,若飛若動,若往若來,若臥若起」云云,就是先說如何書,再說書之體勢。
若順著這個注重言說者的角度來說,當然就「有德者必有言」。心氣志意良好、器量高遠、性格明通的人,談吐自然不俗。這根本不必從學理上去論證,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輕易見到的。
歷來說「書品本於人品」,講的就是這個原理。由這個角度說,德與言就不是各自獨立的。
言與德又獨立又不獨立,那不是矛盾嗎?不,學者的工夫就在其中。
言與德是可分的兩事、兩領域、兩範疇。但就人生來說,有言無德、有勇無禮、有仁而愚,畢竟都是缺陷;人之修為,應該是儘量讓仁智勇可以兼具、言德可以合一。這就需要下功夫,此即是學:「好仁不好學,其蔽也愚;好知不好學,其蔽也蕩;好信不好學,其蔽也賊;好直不好學,其蔽也絞;好勇不好學,其蔽也亂;好剛不好學,其蔽也狂。」只有通過學之功夫,才能讓心手合一、言德一致。
揚雄《法言問神》說心聲心畫那一段,前面先說:「言不能達其心,書不能達其言,難矣哉!惟聖人得言之解、得書之體」,就是這個道理。一般人總是言不達其心的,聖人才行。要想達到聖人這般境界,須如聖人那樣力學,在心上下功夫,而不是在技法(言)的層面。
如《筆髓論契妙》說:「書道元妙,必資於神遇,不可以力求也。機巧必須以心悟,不可以目取也。字形者,如目之視也。為目有止限,由執字體也。既有質滯,為目所視,遠近不同。假筆傳心,非毫端之妙。必在澄心運思。學者心悟於至道,則書契於無為,苟涉浮華,終懵於斯理也」。

七、

總之,由上所述,可知幾點:一、書品本於人品這個原則,不是找幾個奸佞善書者做個反例就能打破的。
二、書品本於人品之說,並不反對言德分立、有言者未必有德。
但是,三,書品本於人品之說,指出向上一路,教人如何通過健全作者而達到健全作品,最後蘄於言德合一、人書俱聖。
四、於是創作方法論同時也是修養功夫論。技成而人成,德藝可以雙馨,書法既可以表達情性,又可以涵養情性。
五、補充:書品與人品的品、言德關係中的德、宣達性情的性情,都不僅僅是世俗層面的政治立場或道德。指人整體之內在質地品格與內涵。特別是性情的「性」,是個現代漢語和西方沒有的字跟觀念,關涉著天、關涉著道,不是情感、不是情緒、不是慾望、不是意識、不是心理需求、不是直覺、也不是潛意識。我怕再講下去,諸君會怪詫我是談玄,故僅如此提醒便罷,不多說了。
#書法  #藝術  #人品  #秦檜  #德行 
分類:藝文

龔鵬程,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。 辦有大學、出版社、雜誌社、書院,並規劃城市建設、主題園區等。講學於世界各地,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。已出版論著150餘種,包括《文學與美學》《儒學新思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論》等。微信號:龚鹏程大学堂。微博:https://weibo.com/u/1101501605

評論
上一篇
  • 龔鵬程先生在聖彼得堡深化激情
  • 下一篇
  • 天公造酒又造愛
  • 更多文章
    載入中... 沒有更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