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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學研究的話語權應回到中國

Photo by Steve Long on Unsplash

這幾年,學術界的象牙塔越築越高,聲望和群眾關心度卻越來越低。學者們自己在學術體系中爭錢、奪權、攬名,關切岸自高,縱橫捭闔,雖然自我感覺良好,社會上其實不了解、不關心、也不看重,覺得基本上跟自己沒啥關係。

一、反擊西方

要吸引眼球或引生話題,除了靠醜聞、緋聞,只能說些「大」話。
如大湘西理論。說西方人都是從中國大湘西,遷徙過去的。其中英國盎格魯人、撒克遜人就都是來自中國的古英國,現在的湖北英山。所以古漢語是英語的母語,整個英國文化起源於中國……
還有大崑侖。《大崑侖:新疆秘符》之類文明探秘小說及有聲書,長盛不衰。以「還我大崑侖」「重勘玉石之路」為號召的考察團、研討會也不勝枚舉。認為大洪水之後,文明的秘密皆藏在崑崙山,其後並由崑崙山流衍到世界各地,故崑崙為世界文明之源。
「大青藏」也不遑多讓。其地不但有象雄古國、發羌古國(包含西藏林芝地區、山南地區,及印度大陸的阿薩姆邦東北部等地)、發羌新國(建都於今西藏拉薩一帶,為吐蕃王朝之先聲)、女國(含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喀喇崑崙山脈以南、喜馬拉雅山脈西北部的西藏自治區西部和喀什米爾東部地區,保持著母權制)等,更是中原文化、中亞文化、印度文化的源頭。
如今發現的文物,如重達3公斤的黃金面罩,做工精湛,含金量高達98%以上,即證明了象雄這些古國已有高超的技術。
其他尚有楚雄彝族世界源頭說、《山海經》騰衝說等等,就不一一介紹了。
除了這些張揚自己之古、之大、之源頭地位的說法外,還有聲勢漸大的「西方偽史論」,說埃及、蘇美爾、希臘、羅馬之古史、古跡、文物多出偽造,其文明既不如此之古,還多是從中國學去的 — — 清末以來,西方倡言「中國文明西來說」,現在則倒了回去。
與之相呼應的還有「共濟會陰謀論」等等,說許多知名的開明人士都是共濟會培養的棋子,要導引中國一步步走向西方或共濟會的世界計畫中(猶如現在許多人說公知都是美國培養的)。

二、反思近代

這些有點喜感的大論述,社會上有捧有罵,混雜在中美貿易戰和全球疫情攻防戰以來的情緒中,更是難以梳理。學界則以鄙夷訕笑者居多,斥為「民科」,不當一回事。
可事實上提倡這些大論述的,本就是學者,只不過他們還不是主流而已,學術權威們對之還不屑一顧。
而我覺得它很有意思,頗顯示一股民氣,也不可小覷。
他們講法各異,關注點各不相同,但有共性。共性在哪?
一、都對清末以來的學術框架不滿;
二、都認為那個框架只是西方一套陰謀論、偽造物;
三、都主張從中國本土另找源流脈絡。
四、都想提出一套類似西方過去提供的脈絡,說我影響了世界。
——是這些共性,吸引群眾來圍觀他們還很粗糙的論述。
他們的說法,未必即能顛覆現有之學術巍峨殿堂,但顯然已經體現了社會上對學術界久蓄不滿的氣氛。
學術界沒這種氣氛嗎?其實也有!
例如五四運動一百周年,過去這種題目都是要大作的,可是現在更多的是說該「反思」。也就是五四所提之口號、所表現之精神、五四人物之言行,都是該再想想的事了。
你說這可能是政治環境對五四精神有點壓制使然,卻未必,臺灣更激烈呢,學者甚至出版《學術突圍》,直接宣稱當代人文學術要突破「五四知識型」的圍城。
可見五四之「範式」,現下在學術界也遭到了質疑,也想突破其格套。只不過,範式要被打破,學界熟悉的辦法,是一點點的暴露其破綻,讓它從局部技術崩潰達到非換個範式不可的結果。這樣,過程就很漫長,僵化的範式,乃因其僵化而仍繼續僵在眼前,幾乎凝固不可撼動。
喔,不,僵化之範式,你以為它僵化了,其實不是,它仍在繼續生長。
因為想法具體化為言說、言說具體化為行動、行動又具體化為位置、位置具體化為權力、權力再具體化為組織機構、化為職稱與飯碗。這些東西,不斷連結、繁殖,纏綿膠固,形成了現實世界的學術圈與學術秩序。你想打倒舊範式,等於說要打破人家飯碗,你說難不難?
這就是目前我們學術界為什麼還維持著植物人狀態,且還活得挺滋潤的原因。想改變幾乎不可能。
但是話也難說,因為如果真這麼難改變,現在這一套,當年又怎麼能打倒傳統那一套,摧枯拉朽,上位成為範式?
可見「城頭變換大王旗」正是尋常之事,城池飯碗都可以不動,只需換換旗號即可,並不太難,大家也都等著它換。

三、在西方話語中覓活計

現在的旗號,從晚清開始樹立,經五四確立並繼續發展。中間名目甚多,如師夷長技、中體西用、維新變法、西化、充分現代化、打倒孔家店、向西方尋找真理、走向世界、改造國民性、與世界接軌、啟蒙救亡、四個現代化、走向未來等等,總之是要迎新棄舊、改造自我。
當時提倡,有當時的道理,現在不要去打死人的屁股,也不建議仍然覆述當年的道理。
現在要說的只是:這旗號本身暴露了我們處於什麼位置,而這種位置該不該或值不值得繼續。
這旗號凸顯的是西方發言者位置,我們是聽受者。我們沒有發言權,只能聽受。聽受以後,成為學習者、效仿者。學得好不好、像不像,則仍要以西方標準來檢驗。

四、西方之學徒

晚清時期的「西方發言者」還不是真正的西方,主要是在中國的洋人、傳教士、譯書機構、先一步學西方的日本。章太炎、梁啟超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陳垣等人的西學,就多由這些地方來。
接著,是留學歐美的留學生。如胡適、湯用彤、賀麟、張蔭麟、傅斯年和「學衡派」等等。沒出國的,也仍要讀翻譯介紹,如錢穆就被譏諷為是看《東方雜誌》得來的西學。而這種,乃是受鄙視的。抗戰期間胡適不滿於《思想與時代》雜誌時,便特意指出編輯人員當中「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」。可見不留學大有不能「預流」之勢。
去西方取經回來的人,且個個被奉為祖師爺。如考古學向美國學(李濟、梁思永),語言學向美國學(趙元任、李方桂),哲學向美國學(胡適、馮友蘭),美學向德國學(朱光潛),漢學史學從法國、德國學(陳寅恪、傅斯年)等。
當時被視為最新潮流的簡牘學、敦煌學、中國境內之古外族之遺文、西域南海考證(方言考證、史地考證和名物考證)、中國傳統宗教(道教)和外來宗教(佛教、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一賜樂業教、也里可溫教、回教),蒙元史、突厥史等更都是外國漢學之內容。
如此學西方,學得好不好,當然也得看人家的評價。例如1933年伯希和訪華時曾說,在他心目中,中國學者真正夠得上世界級水準的,只有王國維和陳垣。他為《王國維遺書》寫過書評,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,而是他對邊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。陳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。——西方觀點,絕不含糊。
這種師傅帶徒弟的態勢,中國人當然也有反思的。
因為情況很明顯,就是想當洋人的徒弟也不容易。首先語言就先天沒優勢,學一項外語,花二十年,大多等於人家中小學生的水準,根本談不上思想交流。而人家拉丁語系、斯拉夫語系內部人,往往還可輕易兼通好多種相關語言,我們則通常做不到。真正精通西學,一百年來,名家到底有幾個?稗販點洋貨,嚇嚇或騙騙國人還行,而其實是西學既不足以馳騁洋場,中國學問又未遑入門,中宵捫心,豈不愧恥?
倒過來說,西方人聽、說、讀、寫中文一樣難上加難,真能過關的也是鳳毛麟角,名頭甚大而根本開不了口的漢學家也不少見(即使中文好到伯希和這樣地步,我去梵蒂岡,看他編的書目,《詩經》一開篇《麟之趾》就理解錯了,以為是講生物學的)。由他們評說中國,然後我們再去讀其洋文著作,學其評說中國之聲口,轉述給我們同胞,一起學習。不是很滑稽的畫面嗎?
所以像傅斯年就提出還是回來建設我們自己,以期將來能讓「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」之口號。
但方法呢?可惜他的方法居然還是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那一套,以更深的西方漢學化,來讓自己成為漢學(東方學)重鎮。你說這能行嗎?

五、融入西方

現在,除了延續上述路線,繼續當學生、傳播西方新學外,更有些新發展。
例如北京大學直接「國際學校化」,增設交叉學科「中國學」(屬自主設置二級學科),面向海內外招收首批100名「中國學」碩士項目學生。以英語授課,一年便可獲得碩士學位。
西方的中國學也稱「中國研究」,跟「漢學」研究古代中國略有區分。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世界中國學研究所、北京中國社科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,即屬於這種。其研究,都是「跟西方接軌」的,並有朝區域研究發展之傾向。
目前,區域研究包括區域經濟、城市經濟、區域可持續發展、國土規劃、區域旅遊、區域創新系統研究、城市管理、空間經濟學、沿海地區與海洋經濟發展研究、中部地區發展、西部大開發、東北經濟研究、區域人口與發展、絲綢之路經濟帶等,配合大陸的區域規劃的勢頭,看來聲勢不小。
不過,近年區域研究已遭質疑,如2013年董玥主編《走出區域研究: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》即顯示: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,於二十世紀後期便已自覺地「走出區域研究」,對於區域研究的慣性,至今仍然在持續批評中。
這是因為它:
(一)越來愈無人文性,標榜科學,往往輕忽甚至抹煞了區域中的人文價值。
(二)它有濃厚的現實政經導向,缺乏歷史觀點和意義關懷。
(三)作為區域研究的中國研究,同樣也是種「西方的視角」,隱含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,把中國當做一個「他者」、一個解剖和審視的物件、一個潛在的敵人或朋友。這樣的研究與漢學合流,顯然只會擴大西方視角、讓西方發言者的聲音越來越響亮。
改革開放以後,大學與國際合作的形勢大好,更擴大了這種走向。
不像過去那樣需要中間商、代理人、留學生了,直接跟外國大學合作、辦國際專案、出版西方漢學叢書、招待漢學家來講學、給獎給經費,跟西方議題、論述、方法跟得越來越緊,與西方漢學幾乎融為一體了。
學者們對於越來越被西方認可,很是滿意,常以為自己就是當年的王國維、陳垣。

六、眼前無路請回頭

現在,社會上談起王國維等上述各位祖師爺,都還滿是大師崇拜,不知道其實多只是西方的學徒。
早已廢除了不平等條約,擺脫被殖民的恐懼之中國,其實在中國研究領域,就仍是殖民地。八國聯軍,早已安營紮寨於吾人意識內容及研究方法中。
我當然也佩服王國維他們,但我看得很清楚他們那條路的侷限:是死胡同、是耘他人田。
當年這些大師,本領無多,基本上只是「格義」。猶如佛教初入中土時,用老莊思想去解釋佛學。他們倒過來,用西方(包含印度)思想學說來解釋中國現象與材料。
從歐陽竟無用印度佛學批判中國佛教、章太炎用唯識學解釋《莊子》、王國維用叔本華解釋《紅樓夢》、郭沫若用馬克思解釋甲骨金文、朱光潛用心理學建構中國美學,一直做到牟宗三用康德來解釋儒學、余英時用雅斯培「軸心時代」講古代哲學突破。
不只是個人,整個社會或時代都如此,一陣子老馬,一陣子新馬,一陣子行為科學,一陣子結構主義,一陣子現象學,一陣子後現代……。
學術群體也如此。像我在臺灣,出身雖是中文系,可是讀得最多最勤,也跟得最緊的其實反而是西方文論(到現在,大陸的比較文學、西方美學、西方文論這些學科主要也都仍設在中文系)。
整個學界風氣都是如此,用各種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。不懂西學,任你文史經子工夫再深都沒有用。——事實上,經學這個學科已早廢掉了,因為它納不進西方的學術體系中去。詩詞歌賦嘛,西方沒有對仗、聯語、背單詞、辭賦,故也不能談、沒價值,更不用寫了。要拚命找出來的,反而是中國沒有的悲劇與史詩。
結果當然是出現一大堆《莊子與叔本華生命悲劇意識比較研究》之類如魚似鳥論、牛頭馬嘴論。《詩經》成了民歌、墨辯竟是邏輯、書法忽然抽象、元朝居然不屬中國、清朝又為滿州民族國家,新意迭出,胡說亂道,而自詡曰:突破古人矣。
只這樣,尚且罷了,只能說是聊發少年狂,亂套亂用理論。可是這種反向格義並不只是如此,而是要告訴你:這才是中國的真相,過去你身在迷霧中,故不了解,現在經西洋鏡一照,多麼清楚!
換句話說,這些研究都有奪胎換骨之功,把中國分筋錯骨之後,再建立一套新體貌、新經絡。
封建、專制、父權、迷信、農業社會、鄉土中國、科技落後、差序格局、吃人、偽造古史、長老統治、家國一體、女子無才便是德……等替中國定性的標籤與理論,便如此淪肌浹髓,深入人心,覺得古代中國確實就是如此,然後鄙夷痛駡之。
文史哲、政經社,各個學術分科內部也是這樣,用新經絡講了一百年。
像王國維,硬套叔本華去講《紅樓夢》,是要告訴你:這才是它的真相。然後他又誇自己比古人高明。古代嚴羽的「興趣說」和王漁洋的「神韻說」都不如他的「境界說」更得根本。
葉嘉瑩先生曾以為王國維之說與神韻、妙悟均由中國詩的「興發感動」來,其實不是。王是用叔本華替換了中國傳統,在《作為意志與表像的世界》中,「感,這個詞的概念始終只有一個否定的內容,那出現於意識上的東西不是概念,不是理性的抽象概念。」跟中國詩歌傳統怎麼會是同一回事?
這樣用西方觀念替代中國思維做久了,久假不歸,竟至中國的詩學也消失了。現代漢語語境中的「詩學」,已不僅是對西方古代poetics的意譯,更是西方現代文學理論(Theory of Literature)的另一種叫法。跟古代《詩學正源》《詩學禁》《詩學纂聞》等等早不是同一回事了。
什麼都是這樣的。文史哲、儒道佛,什麼都這樣。連現在大家用的漢語拼音、練的簡化太極拳,都是在蘇聯指導和參與下做出來的(所以你知道太極拳為什麼不能實戰了吧,哈哈)。
中國,遂像《倚天屠龍記》中的武當三俠俞岱巖,被西域番僧用大力金剛指把關節一寸寸捏碎了,全身癱瘓幾十年。需靠張無忌用黑玉斷續膏醫治,才能恢復。
我在這其中浸淫甚深甚久,本來也準備走這個路子。幸好我原有的中國學問基礎救了我,將他們的講法跟我自己從經子文史中得來的理解相參證、相對勘,才慢慢發現:原來他們著了番僧的道。
所以我四十年來努力調製黑玉斷續膏,寫《中國文學史》,漢、唐、明、清、近代《思潮史》,開發《文化符號學》《文人階層史》《游的精神文化史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》,作《三教論衡》……。百來本書,上千萬字,一劍飄塵,從各個學科、各個論題上去糾正被從前的大師(西方學徒們)扭錯的筋骨,重新疏理經絡。
這樣做,當然很耗氣力,等於要擊破一盞盞的燈。
大家卻還不領情。或不知我在幹什麼,謂是炫學;或說我狂妄,冒犯了他們的大師;或在個別問題上來「什麼」爭辯;或故做調人,因為怕燈滅了,沒了光,就看不見了。
現在我才漸漸明白,過去的辛苦,仍只如禪宗所謂「漸教」,想凸顯其範式之技術崩潰。若是「頓教」,只需說你那西門的燈關了別照吧,照出來都是歪斜錯亂的黑影,我開房間本有的大燈照照,自便皎然。
或者,西屋自照即可。這樣,兩屋洞明,反而彼此眉目看得清楚,足以平情交流,免茲誤會。

七、漢學研究的話語權如何回到中國?

我的意思很簡單,漢學研究的話語權應回到中國。
這一百多年來,中國人研究中國只是照著西方話語說,話語權在人家手上。
不是嗎?胡適博士論文《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》以進化論大談孔子如何比老子進化、莊子墨子等人又如何發展了生物進化論。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用新實在論(Neo-Realism)講宋明理學家說的理氣、無極……。這樣的研究,今天還值得繼續嗎?
不用這些,自已發展話語體系、取得話語權,既不會如一般人所擔心的回到老古董那一套、會有義和團情緒等等,而且也並不是什麼難事。
首先要再練點內功。打鐵還須自身硬,中國書要好好讀讀,熟悉它本身的性質與脈絡。這才不會把披薩認做蔥油餅。
同樣,西學也要鑽研,也要弄清楚人家的脈絡,免得張冠李戴、捕風捉影。
其次要克制自己攀援比附的心理和習慣。人若以攀援權貴自喜,就會在學問上攀援比附西方。
三是調整思路和視角。
這點,讓我以敦煌學為例,說說該怎麼做。
過去,大家常說:敦煌在中國,而敦煌學在法國英國日本或什麼地方,總之不在中國。
中國人聽了都很不服氣。但有什麼好不服氣的?
現在花銀子、大建設,聲光化電、唱歌跳舞、旅遊、開會、數位化,就能讓敦煌學在中國?
敦煌之被發現、獲得重視,本來就是由外國人開始的。探險考古者,由中亞、西域進入,一路掠劫考察而抵敦煌,其動線由西而東。因此敦煌文化乃整體西域考古之一部份,敦煌的洞窟藝術與文書,一向也被延誤到「敦煌吐魯番學」這個大概念底下看。敦煌,是這一路西域考古的東端。
國內的敦煌學,不仍是附從於這個框架嗎?雖名稱未必附入吐魯番,但實際上仍沿續著這個學術傳統,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的《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》就顯示了敦煌是與吐魯番並著看的。歷屆「敦煌學」會議中,談吐魯番文書的論文亦不罕見,誰也不覺得不自然。
由這個端線發展下來,敦煌吐魯番學之重點自然在於西域民族與文化如何延伸到敦煌、敦煌成為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地、瓜沙史事中不同民族之表現。就其視野之端線看,仍是將敦煌併入了西域。古外族之遺文、西域史地及民族考證、粟特、吐蕃等等才是重點。不懂這些,幾乎難以涉足。
然而,敦煌乃玉門關所在地,當然與西域文化有聯,但它不是西域,只是出入西域之門戶。由過去的觀點看,注目的只是由中亞西亞到敦煌這一線。這一線當然很重要。不過,由洛陽、長安到敦煌的這一線,過去就忽略了。很多人還以為敦煌就是西域呢,殊不知「春風不度玉門關」,玉門關內的敦煌,正是漢地的標誌和象徵。
也就是說:敦煌學的興起,令敦煌備受關注,但敦煌學也遮蔽了敦煌的文化身份,使人的視野局限於敦煌及其西線。將來必須扭轉端線,也就是要把眼光轉過來,注意由長安到敦煌這一線。
事實上,俗稱的「絲路」,是由長安出發,入甘肅之第一站為涇川,一路西去,經河西走廊,抵敦煌才出陽關、玉門關而入西域。如果我們把端線由「吐魯番–敦煌」拉回到「長安–敦煌」,則甘肅全境由東就不會命名西就都可覆蓋於其中。脫離目前敦煌單點發展之狀況,以點帶線,整體拉開河西走廊甚至甘肅的文化格局,涇川、平涼、天水以及河西四郡可以整合成一篇大文章。不會像現在,涇川百里洞窟皆無人聞問。
扭轉端線,實際上更意味著要調整方向。
過去談敦煌,強調它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,而且主要是西方或西域文化由此輸入中原這一面。是西方向中原輸血,提供養分。此等西方視角,固然可以大豁心胸,令人對過去不甚了解的中外交通史增益了不少知識。但漢文化西傳,遍及敦煌與西域之聲光,卻完全被抹殺了。
敦煌石室是僧人開鑿的,以此修行,其圖畫或雕塑自然以佛教內容為主。但就在這樣的地方,儒道及相關文書卻有大量遺存。一般佛寺裡,儒書所存皆甚稀少,敦煌則很可觀。以巴黎所藏為例,道教文獻佔了6.1%、儒家文獻佔4.5%、其他文書20%、紀年文獻19.1%,合起來將近40%。其他地方雖無如此高的比例,然其量均高於如今內地一般寺院之儒道世俗文書,於此即可見當時漢文化影響之跡!
這些文書,雖有部份各族文字,畢竟仍以漢文為絕大多數。
陳寅恪曾說:河西地區「秩序安定,經濟豐饒,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,復是流民移徙之區,百余年間紛爭擾攘固所不免,但較之河北、山東屢經大亂者,略勝一籌」。漢末年中原戰亂、西晉永嘉之亂,中原百姓為避戰禍,一向長江流域移民,一就向河西敦煌。所以這是漢晉儒家經學深厚的地區。
今存儒家經典,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詩經》《禮記》《春秋左傳》《春秋毅梁傳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《爾雅》凡39種356件。多為唐以前的稀世寫本。篆書、隸書,草書、楷書、行書均有。
篆書在所有敦煌文獻中,僅兩頁殘紙,卻均為儒家類文獻,即P.3568和P.4702兩件《篆書千字文》。此外還有大量蒙書、文抄、詩賦曲辭、應用文、律、令、格、式抄本,史書抄本,方志抄本,本草抄本,算書抄本等。
另有許多摘抄本、略出本、節抄本和新集本,如《論語摘抄》、《勵忠節鈔》、《新集文詞九經抄》、《新集孝經十八章》、《雜集時用要字》等。其中甚至還有藏文儒家類文獻:P.T.986《尚書》,P.T.1287《史記》,P.T.1291《春秋後語》,5.T.724、P.T.992、P.T.1284《孔子項托相問書》,P.T.1283《兄弟禮儀問答》等,以及藏漢文字對照的P.3419《千字文》寫本。
此等文獻,顯示了敦煌漢式教育發達,科舉盛行,家族禮法也頗講究,故多有家訓、家教、訓蒙材料。而此種思想也影響到佛教,《父母恩重難報經》就有五六十種。
目前敦煌學對儒道方面的關注,卻遠少於對西域文化、佛教,甚至低於回鶻、吐蕃、景教、摩尼教;粟特商人的重要性,簡直要超過漢晉經學,這些,與當時漢文化在敦煌居主導地位之情況是極不相稱的。
另據楊憲益《譯餘偶拾》之考證,漢初封建制已傳播至大夏王朝,大夏希臘王尤屠帝摩可能東進至疏勒一帶,仿封建制,分封諸子;又仿郡縣制,一縣分為若干驛亭。漢初皇帝諡號上加孝字,在西元前一八七左右亦被西亞希臘王國諸王採用。可見漢文化西傳仍有許多我們未及注意到的地方。
據我看,敦煌乃至西域的東西文化交流史,只能說是西來文化被融合收攝於漢文化的歷史,整個大趨勢當然是漢化。因此,漢文化之向西傳播更值得我人關注,也才是當時之大潮流與真相。
所以那時商人、僧人、各民族普遍學漢語講漢語,佛經也要說中國話。不像現在這樣大家拚命學英文,連漢學會議和期刊亦以英文為主。
另以新疆回鶻佛經來說,我還發現它並不是由印度及中亞傳入的,而是由漢譯佛經或漢撰佛經(也就是偽經)譯成回鶻文字。壁畫及石窟形制,同樣有由中亞式轉為漢式之情況。
唯有我們注意這種漢文化發展史,平涼天水這些古代華夏文明創生區所生產的文化,經隴上與北方草原民族交融,再經敦煌而深入西域吐蕃、吐魯番的歷程,才能重新被世人所關切。

八、新時代的行動

這樣的例子,我過去已舉示過幾百個,諸位不難引申發揮,舉一反三。
但基本方向和方法即是如此。大家都不傻,過去只是被風氣裹挾了,未意識到西方話語霸權的影響,故隨順學科傳統而動罷了。如今若得揭明,殆將如王陽明所說「太陽既出、浮翳盡去」矣!
如不調整,在這沒有生機的路上繼續耗著,則將如我文章開頭所說,只是植物人式的存活狀態。可能大部分人還覺得很滋潤、很習慣,社會卻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了。
學界內部醞釀變革,蓄力亦久,若無回應,反對者必激化其對抗(前述各種西方偽史說、大湘西、大崑侖、大青藏大論述,已見端倪),問題更得不到解決。所以我的建議,恐怕是真該參考的。
過去也有許多人做過類似的建議。如臺灣早在1970年淡江大學即有「科學中文化」之倡議,1980年楊國樞等人又提倡「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」。後者也很快延伸到大陸,並形成四十年間中國化、本土化、全球化、個別與普遍等爭議。
比較文學界,則有顏元叔出版《民族主義文學》、李達三想建立「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」,影響也一直延續至今。
但如今文學、哲學、社會及行為科學,事實上都還沒本土化或中國化,而仍受困於爭議。
像楊國樞先生,後來被我聘到我學校任教,他提倡中國化,卻拒絕使用本土心理學(Indigenous Psychology)的概念,認為「全世界只有一個心理學」,而「心理學研究本國化(包括中國化)的目的,不是要建立割地自據的本國心理學,而是要建立更為健全的世界心理學」。態度跟全面用孔孟心性論為主軸來寫《中國哲學史》的勞思光一模一樣。
可見這個問題在他們心中還有無數糾結,而其實踐,也仍沒脫離西方話語,尚未建立起新的、足以與西方對話的話語體系。
我提倡的中國詮釋學,所作的《文化符號學》等等,在此便可以提供一個機會。何況,時代畢竟不同了,新時機,顯示了新的民氣與時代呼喚,漢學研究的話語權回到中國、回到本來該有的樣貌,是無可疑的。現在,需要的是我們的行動。
無需等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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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文化  #漢學  #敦煌學  #符號學  #社會學 
分類:藝文

龔鵬程,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。 辦有大學、出版社、雜誌社、書院,並規劃城市建設、主題園區等。講學於世界各地,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。已出版論著150餘種,包括《文學與美學》《儒學新思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》《俠的精神文化史論》等。微信號:龚鹏程大学堂。微博:https://weibo.com/u/11015016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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